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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經濟圈的美學論

2021-10-24 20:44:55 信息來源:封面新聞 編輯:劉佩佩

李后強  石明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的亮麗篇章,是指導成渝地區高質量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這是川渝地區的重大政治使命和發展機遇,我們倍感振奮、備受鼓舞。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這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舉措。2021年10月20日公開發布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明確了成渝地區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重要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改革開放新高地、高品質生活宜居地,打造帶動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的戰略定位,全面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平臺、重大項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這必將深刻改變川渝戰略地位、提升發展能級、優化區域經濟布局,為更好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塑造全新優勢,提供戰略引領。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規劃綱要精神,我們提出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美學論。

第一節  從美學的視角看成渝地區

成渝地區(或川渝地區),過去也常稱“巴蜀”,既是一個合二為一的地理概念,也是一個對立融合、不能孤立存在的文化概念。史書上說,蜀人柔弱重文,巴人勇猛重武; 蜀出相,巴出將。這兩個地區、兩種文化形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時而友好,時而征戰。他們長期的融合交流,到了秦漢時期,已經融為一體。我們現在所說的,在中國獨樹一幟的四川人、四川文化就是古代蜀人與巴人相互融合的結果。“成渝地區”的概念,無疑在“巴蜀”概念之內,至少涵蓋了原包含重慶在內的老四川大部;在突出成都、重慶極核城市的輻射影響時,“雙城”是最為精準耀眼的概括。而“雙城經濟圈”,則超脫于地域與新川渝,走向了更深層更廣闊更現代的“要素配置領域”。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新時代川渝兩地的共同使命與重要機遇。

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與“美”的邏輯關聯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雙核型橢圓經濟圈”,從城市規模和經濟活力來看,毫無疑問具有成為中國“第四極”的潛力,并有希望成長為世界級的城市群。從國內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沿長江通道橫軸上的重要“發動機”,是西部一體化互動的要素交融區、內陸開放的試驗區、城鄉融合的示范區、軍民融合的先行區和長江上游生態安全的保障區,在促進全國區域協調發展中擔負著重要使命,有望充分釋放自身的影響力,發展成為西部地區的生產要素配置中心、現代服務業中心、先進制造業中心、科技創新中心。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對四川而言,是四川實施“一干多支”發展戰略,做強“一干”的重中之重;對重慶而言,是重慶努力發揮好“三個作用”的重大舉措;從國際看,是我國面向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開放前沿。

在新時代推進新一輪西部大開發背景之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提出與開啟,無疑是國家層面的重要戰略布局,川渝自身和域內外都將因此受益并產生深遠廣泛影響。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意義與影響是多面與多層次的。從不同的視覺、維度和方法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必然會有不同的感受、心得和啟發。而之所以從美學的視角審視,是因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與“美”——或者與“通往美的途徑”——有著天然的邏輯關聯。

邏輯關聯之一:在對“階段特征”的把握中,“新”是實現“美好”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牢牢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戰略、新的舉措,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而新的思路、戰略、舉措,無不指向實現“高質量”發展而不是粗放式增長。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實現“美好”。

邏輯關聯之二:在對“主要矛盾”的判斷中,“不平衡不充分”是實現“美好”需要破解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重大判斷,為新時代謀劃發展、推動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在地域、區域上的差異體現得尤為明顯。雖然經過二十年西部大開發,西部區域追趕上來不少,但新的競合態勢下仍需進一步采取國家層面的戰略,才能繼續縮小與東部沿海的差距。國家有必要在西部構建新的增長極。

邏輯關聯之三:在“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中,“雙城”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進而實現“美好”的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月3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研究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問題強調,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打造內陸開放戰略高地,對于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形成”,就是“有基礎形成”,成渝地區的既往發展形成的既有基礎和積淀,能夠擔此大任。

從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出發,到新時代新戰略,到對主要矛盾的把握,到提出雙層經濟圈推動高質量發展,最終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知,由總書記親自擘畫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美好是目的,成渝地區是載體,雙城是極核,經濟圈是屬性,從“美”的愿景出發再回到“美”,為我們研究、把握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內在特質,提供了“美”與“美學”的視角、方向和空間。

二、成渝雙城的美與美學

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學?美學古老而年輕,源遠流長。在中國,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思想都飽含美學原理。在西方,黑格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等,都留下不少對美學的深刻見解。如果說美就是愉快的感覺,是“覺悅”,是視覺、味覺、聽覺、嗅覺、觸覺等信號系統的暢通快樂,美學就是研究這樣的感覺和情感、研究人類心理功能與活動的重要學科。美,是心理感受,沒有統一標準,每個人都不一樣。美既可以是完整、圓滿,也可以是破損、殘缺;既可以是“大對稱+微破缺”,也可以是大成功+小遺憾……在靚麗中有瑕疵,在污穢中有高潔,在悲壯中有豪邁,在鮮花中有辛酸,乃至習慣中的別扭、熟悉中的陌生、任性而發中的戛然而止,千思百慮中的百密一疏。既可以是大風起兮云飛揚的炫酷,也可以是虞姬虞姬奈若何的嗟嘆——美隨處可見,只要你有發現美的眼睛和感知美的心靈。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學,既是認知偏好,也是價值發掘。

“成渝美學論”中的“美學”,是研究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輻域內美源、美生、美感、美值的學問,是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物理學、幾何學等在審美活動上的運用,“成渝美學論”不是研究具象事物的美丑,而是建立在邏輯分析、歷史文化、經驗素材、雙城建設基礎上對社會生態與個性體驗的感知感受——成渝美學論,在這里既是視角更是取向,既是結論更是方法,既是目標更是行動,既是初衷更是歸宿。

人無完人、事無絕佳。大圓滿、大勝利是美,微缺陷、微破缺也是美。有形的美,是物質形態的美;無形的美,是精神形態的美。發展的美,就是量增質變、協同雙贏,就是綠水青山、藍天白云;改天換地是美,山河依舊也是美,關鍵看如何實現。總之,美是和諧、是覺悅。

幾何學中的美。成渝在地圖上是雙城、橢圓。橢圓雙核有獨特的美,雙黃蛋,過渡態,在1和2之間,有無窮可能性。橢圓的“等效定律”蘊含“平衡之美”,“聚合定律”蘊含“輻射之美”,“有限定律”蘊含“聯合之美”,“三維定律”蘊含“整體之美”,“擴張定律”蘊含“軸距之美”,“演化定律”蘊含“變化之美”。

物理學中的美。作為物理學上的成渝地區,是雙體問題,可以精準求解,有解析方程。顏色、光譜具有視覺美,平衡、穩定具有狀態美,極限環、混沌具有演化美,耦合、互饋具有關聯美……雙子星是美,美在“交相輝映”;吸引和排斥是美,美在“或會或離”(柳宗元);距離是美,美在“相對體驗”;滿足最小作用量原理就是美,美在“精簡效率”。

經濟圈中的美。作為文化的成渝地區,是人的活動空間。社會學的美指和諧、互助、共享,經濟學的美指協同、雙贏、進步。發展學中的美是競爭與合作、差異與互補。資本增值是美,不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發展也可能是美。以最小投入實現最大產出就是美,資源開發、保護、盤活、轉化、利用,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美。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就是美。

成渝地區的美。成渝具有高顏值,山美、水美、人美。美不勝收。山地丘陵河流美,美在自然;歷史人文美,美在厚重;社會心靈美,美在和諧。一個盆(地)、一江水、一盤棋、一家親就是美,美在唇齒相生、交融與共、攜手并進。

雙城發展的美。功能定位美,就是“一極、兩中心、兩地”,輻射帶動經濟圈崛起。產業布局美,美在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數字鏈;美在細分的市場、錯位的產業。集群發展美,天然氣頁巖氣集群、電子產業集群、新材料集群、制造業集群、物流集群、食品產業集群、巴蜀文化產業集群等,美在體量與質量。交通網絡美,美在立體、快捷、方便;公共服務美,美在均等、互通、共享。雙城的美,美在通過注重“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來發揮重慶在推進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中的支撐作用、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中的帶動作用、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中的示范作用,美在通過追求高顏值、生活味、國際范、歸屬感來定義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以成渝雙城的高質量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可以說,成渝地區充滿美。雙城之間,有協同之美、博弈之美、軸心之美、圈群之美。雙核差異協同、非零和博弈,競爭雙贏,實現1+1大于2增值效應。美美與共,各美其美。雙城經濟圈就是美,差異協同就是美,博弈雙贏就是美,發展壯大成為中國第四極、世界級城市群就是美。美夢成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是大美!

一言以蔽之,美是廣泛而多元、多義的。 “成渝美學論”的研究出發點是政策、史地、人文與思想,我們總結出八種美:“成長之美”“行動之美”“交融之美”“獨特之美”“張弛之美”“生活之美”“創新之美”“橢圓之美”。

第二節 政策:設計與謀劃

一、川渝共進的 “成長之美”——戰略的萌生與提出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成渝“雙城記”在新時代的特殊符號與區域使命,是四川與重慶的內生萌動,是形勢與趨勢的外在表達,是黨中央與總書記的特別厚望。它的脫胎而出,從把握發展大勢而謀,植根巴山蜀水而生,回應人民期許而出,著眼輻射帶動而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定。一步一個腳印走來,不同時期的決策,記錄和體現了非同尋常的“成長之美”。

說到成渝雙城經濟圈,要從更早的歷史演變進程說起,早在16年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專家林凌等就提出了成渝經濟區概念;國家“十一五”規劃中,成渝經濟區首次被納入了中央規劃,這為成渝兩地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2005年11月,《成渝經濟區發展思路研究報告》正式出版。研究報告對成渝經濟區的范圍界定、區域特征、功能定位、開發與整治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與反復論證。2005年,國務院啟動區域規劃編制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共選擇了四個區域,成渝地區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的編制工作正式啟動。2010年,國務院批準《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要求把成渝經濟區建設成為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2011年5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批復《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并指出,在新形勢下加快成渝經濟區發展,對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全國區域協調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具有重要意義。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對跨省城市群由國家負責編制規劃,其中包括對成渝城市群的規劃研究。這一研究結果表明,成渝兩座城市,并不存在要素上的競爭關系,成渝兩地都有各自的輻射區域,成都和重慶都是城市人口超過500萬人的大都市,通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輻射帶動周邊地區,以有效促進形成兩個半徑150公里的都市圈,將對成渝城市群形成有力的支撐與“拱衛”。研究還認為,成渝座城市各有優勢,可以取長補短,共謀發展。2016年4月12日,《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得到國務院批復。同年4月27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要求以重慶、成都為中心,引領成渝城市群發展,帶動相關板塊融合發展。2020年,成渝地區區域規劃正式進入“3.0”版本時代,即“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時代。以成都、重慶這兩大都市為依托,強化兩大都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發揮成都、重慶兩大都市的引領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甚至四川和重慶全域,減少經濟發展的落差,進而對西南地區和整個西部地區起到示范帶動作用,從而為“一帶一路”建設、新一輪西部大開發、長江經濟帶建設提供有力支撐與持久動力。

從“成渝經濟區”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名稱的變化說明國家對這一區域的高度重視,經濟圈的確立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頂層設計,是從最高級別的國家戰略出發,給出了定位更加精確、目標更加清晰、重點更加突出、層次更高的設計。循著這一脈絡,我們看到的既是理念與認知,也是堅韌與執著,更是目標與夢想。這些理念、認知、堅韌、執著、目標、夢想……無不體現著持之以恒、逐漸清晰的“認知”過程和“成長”路徑,以及靠近、契合、抵達、引領等事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諸多關鍵詞。

成渝雙城經濟圈是一個橢圓的雙核經濟圈,目的是打造“兩中心”(全國重要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兩高地”(改革開放新高地、高品質生活宜居地)。“雙城”的目的是“雙贏”,核心問題則落腳到了利益分配聯結機制,這才是將“雙城記”演成“雙贏戲”的關鍵。成渝雙城發展戰略從省級戰略跳升為國家戰略,可以與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并列,成為可以進入國家政府工作報告的國家新定位。

川渝地區是中國西部與全國和世界經濟聯系最密切的人口和經濟集聚區,是連接歐洲的關鍵樞紐和重要門戶。值得引起重視的是,近年來,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川渝地區經濟相對保持較快增長。我們尤其應該看到,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四川、成都、重慶的經濟增速雖有所放緩,但受到的沖擊程度相對全國其他地區來說要小一些,這表明川渝地區的抗壓能力、經濟活力以及發展張力與韌性。全球疫情廣泛蔓延也給世界經濟發展造成較大沖擊,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增長持續放緩、金融市場波動劇烈,國際局勢也有了一些變化,世界經濟局勢很可能存在一些未知變數,因此,我們在堅持繼續對外開放的同時也需要未雨綢繆,啟動必要的經濟獨立發展的“內循環”。在2020年6月舉辦的上海陸家嘴論壇上,劉鶴副總理就明確指出“我們仍面臨經濟下行的較大壓力,但形勢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轉變,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這樣的國內、國際背景下,國內區域之間更需要深度的開放合作,攜手發展,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試驗與實踐,既是對未知領域的大膽探索,也有對正確理論的詮釋踐行。置身偉大時代,肩負偉大使命,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成為“在西部的重要經濟增長極”而不是“西部的重要經濟增長極”,多一個“在”,是全國視域下的西部使命與擔當,而不是限定于西部范圍的坐井觀天、自我娛樂、夜郎自大與窩里比拼。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川渝是搬不走的家人、割不斷的兄弟。攜手從亙古走向未來,一路同歌同行、互促共進,甚至每一次暗中較勁與明里比拼,無疑都是中華大地火熱發展和中華文化精彩篇章的魅力注腳。

二、川渝應考的“行動之美”——地方的響應與動員

(一)基礎與機遇

川渝如何“應考”,如何“答題”,如何完成托付與期盼,如何抓住千載難逢的機遇,考驗著川渝兩地主政者的大局觀、敏銳度、執行力。好在,川渝兩地既有天然默契的“胎動”基因,也有激情似火的“脈動”基調,更有攜手并進的“互動”基礎。川、渝兩地面對同一張試卷,主要領導掛帥,第一時間貫徹,短時間在巴蜀大地形成了兩翼合圍、全方位動員,立體、全面、共同推動川渝兩地一體化發展的洪流態勢。

從成渝兩地本身的優勢分析。這一地區是溝通中亞南亞東南亞重要的交匯點,是西部地區開發開放歷史最悠久、產業優勢最明顯、科技實力最雄厚、資源優勢最突出、基礎設施最完善、經濟總量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經濟聯系最密切的區域。按照國務院2016發布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劃定的范圍,截至2018年底,這個區域幅員面積超過18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億人,地區生產總值達5.63萬億元,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93%、6.89%和6.25%。從城市規模和經濟活力來看,成渝城市群毫無疑問具有成為中國“第四極”的潛力,并有希望成長為世界級的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世界為數不多的“AA型雙核型橢圓城市群”,因此中央這次提出要“強化重慶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帶動作用”。

如果我們把成都和重慶作為橢圓的焦點,其他市區縣作為“行星”,可以畫出像“雙黃蛋”的一個經濟圈,這是一個遵循差異協同規律的整體區域,能夠發揮出巨大的協同效應。特別是該經濟圈處于東西結合、南北交匯的中間地帶,經濟較四周更發達,具有很強的輻射力和吸引力。

“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成渝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分別處在長江的龍頭和龍尾,且是長江上游的生態安全屏障,通過嚴格保護經濟圈跨行政區重要生態空間,加強生態用地維護與建設,加強區域生態廊道、綠道銜接,促進林地綠地濕地建設、河湖水系疏浚和經濟圈生態環境修復,這對加強長江生態環保至關重要。四川是“千河之省”,通過在大江大河治理上狠下功夫,特別是加強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治理,繼續推進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長江防護林建設等工程,就能守住源頭,保持清流。成渝地區與長三角齊平,集聚了長江上游的優勢資源,由于這一地區的經濟水平較沿海差,經濟密度比沿海弱許多,又地處高寒地區、民族地區,國家優惠政策未來傾斜力度會更大,在金融、財政、稅收、交通、教育、土地指標、公共服務等方面較以前會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可能帶來第四次戰略轉移,成為新時代的“三線建設”,助力成渝地區工業的再次騰飛。

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是黨和國家賦予川渝兩地的重大使命,也是川渝發展的重要機遇和重大責任。

(二)藍圖與征途

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人亦云:道雖彌,不行不至。前者的意思表明,再遠的路都是從當下開始。后者的意思表明,再近的路不動身就不會達到——如果把前方的目的稱作“藍圖”,那當下乃至到達目的之前的行動,就是“征途”。沒有藍圖的征途容易迷失方向、走入歧路、難達目的,沒有征途的藍圖,則必然是鏡花水月一場空,

藍圖引領下的征途,既有方向感,更有著力點。打造“雙子星”,唱好“雙城記”,共同為一個美好的目標奮斗,民族復興長河中的每一粒沙,落實到一項項具體舉措、會議、規劃、方案、項目中,都鐫刻著光榮與夢想。

經過半年的積極布局與各種具體實際工作的推進,川渝兩地及各相關城市地區在區域規劃、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協同創新、生態保護、公共服務、體制機制等、交通路網互聯互通、產業發展協同聯動、生態共建、污染共治、機制共商、文化旅游交流融合、商貿會展合作交流、干部人才互派交流等領域加強合作,強化相互促進、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積極參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

2020年7月13日,四川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暨推進區域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第六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研究落實四川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部署的各項措施。

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領導小組組長彭清華同志要求,四川省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找準切入點和突破口,切實抓好省委全會精神落地、落實,加快把國家戰略勢能轉化為發展實效。彭清華指出,要認真做好省委全會各項工作部署的細化分解,緊扣“一極兩中心兩地”目標定位,對接頂層設計,加強川渝協同,做實省內工作,規劃好具體“施工圖”,積極切實推動國家戰略落地實施,堅定以“一干多支”發展戰略支撐國家戰略,推動重點區域協同發展。

時任省委副書記、省長尹力同志在會上指出,四川要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現實緊迫感,加快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要認清形勢抓住機遇,把“一干多支”發展戰略融入國家戰略統籌推進。四川省要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圍繞“一極兩中心兩地”戰略目標定位,深化與重慶對接合作,聚力推動重點領域協同發展取得突破。要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決破除制約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區域資源和市場要素優化配置。目前,就四川省這份規劃的“施工藍圖”中,成都平原經濟區、川南經濟區、川東北經濟區、攀西經濟區、川西北生態示范區等五大片區各有重點目標任務,分別具有極核輻射帶動、做大做強、同城化發展、川渝融合發展、提升區域中心城市綜合實力、深度融入重慶都市圈、促進與重慶一體化發展、轉型發展、生態安全等建設發展目標任務,并已積極著手加快落地、落實與實施。

重慶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切實把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作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踐行“兩個維護”的實際行動,注重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強化“一盤棋”思想,樹牢“一體化”理念,加強與四川省的戰略協同、規劃銜接、政策溝通,不斷深化川渝全方位、深層次合作。

殘聯、科協、高校、企業……一年多來,重慶各部門各區縣與四川省各市州區縣積極互動,開展對接,規劃并切實推進各項工作。召開了一系列一體化發展座談會,川渝兩地工作調度會、視頻會議,制定各種工作方案,明確重點任務,建立工作機制,簽署相關一體化發展合作協議、工作方案、重點任務、工作機制、合作框架協議、大氣污染聯合防治、聯合執法工作機制的協議等。目前已經開通一些跨省城際公交線路,川渝兩地互派干部、開展異地辦事業務、兩地聯合辦案、川渝兩地住房公積金“一地辦”,兩地互認互貸、異地貸款,求職招聘數據實時共享等公共就業服務共建共享,等等,有效助推兩地營商環境的優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早在2019年7月,四川省社科院和重慶社科院就在成都共同舉辦了第一屆“成渝經濟區發展論壇”,來自全國知名科研院所、高校共計10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論壇,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2020年5月14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重慶社會科學院又在成都舉行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儀式,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就省市層面而言,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聯合辦公室(重慶)進入實體運行,兩地組織部門已聯合印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才協同發展聯席會議工作機制、人才協同發展重點任務等,簽訂川渝專家資源共享協議等,雙方就干部互派掛職、教育培訓協作等事項達成多方面合作共識。川渝兩地還擬啟動100名優秀年輕干部互派掛職,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提供堅強的人才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的兇猛突發,擋不住再一次川渝聯動、“壯士出川”,參與國內、國際大循環的新征途。

第三節 史地:回望與走近

一、川渝顏值的“獨特之美”——山水的空間與尺度

(一)川渝是個好地方

習近平總書記來川視察時指出,四川是個好地方,山水秀麗、民風淳樸、文化多彩,要求充分綻放四川獨特的自然生態之美、多彩人文之韻,譜寫美麗中國的四川篇章。的確如此,川渝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川渝所在的四川盆地,大部平均海拔500米左右,長江把它和東海一脈相連,內部丘陵、平原交錯,地勢北高南低。盆地是中國最大的外流盆地,面積約26萬余平方千米,聚居著川渝兩地大部分人口,也是中國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區域之一,是中國著名紅層盆地,中國各大盆地中形態最典型、緯度最南、海拔最低的盆地。這里情況非常特殊,具有相對獨立性,能夠自成體系,原因就在于四川盆地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地理單元,幾乎包含了中國甚至世界所有地質地貌和氣候特征因子,具有不可遷移性和仿制性。這里兼收并蓄、包容天地:從地理位置來說,成都在中國的最中心,包容力和輻射力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替代:從地形來說,成都平原是少見的盆地中的平原,出可開,進可納。

除了不靠海,這里的江河、湖泊、雪山、草地、森林、冰川、平原、丘陵、山地……所有的景致一應俱全,多得不可勝數,美得不可方物。緊靠盆地的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組成部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氣候寒冷,年均溫度4°—12°,年降水量500—900毫米;四川盆地是橢圓形結構,以淺丘和平原為主,平均溫度16°—18°,全年溫暖濕潤。按照溫度、濕度、高度、優產度、潔靜度、綠化度這六個重要自然維度判斷一個地方是否適合人類生存,川渝地區最符合。

這里景點眾多,格外優美。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橫斷山脈,北近秦巴山脈,與漢中盆地相望,東接湘鄂西山地,南連云貴高原,盆地北緣米倉山,南緣大婁山,東緣巫山,西緣邛崍山,西北邊緣龍門山,東北邊緣大巴山,西南邊緣大涼山,東南邊緣相望于武陵山。這里的巖石主要由紫紅色砂巖和頁巖組成。這兩種巖石極易風化發育成紫色土。紫色土含有豐富的鈣、磷、鉀等營養元素,是中國最肥沃的自然土壤。盆地是全國紫色土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向有“紫色盆地”的美稱。盆地底部面積約16萬多平方千米,按其地理差異,又可分為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東平行嶺谷三部分。盆地北部頂點在廣元,幾何中心在蓬溪,東部頂點在重慶云陽,南部頂點在瀘州敘永,西部頂點在雅安。盆地四周為海拔2000米~3000米的山脈和高原所環繞。大自然的特別眷顧成就四川“天府之國”的美譽,賦予了巴山蜀水得天獨厚的好山好水好物產。雄奇秀美的自然風光與絢爛多彩的人文景觀在這里相互映襯、相得益彰,展現出無窮魅力。甚至,我們可以像經書一樣,羅列出一大堆經典AAAAA級景區的名字。重慶的計有:大足石刻景區、巫山小三峽—小小三峽景區、武隆喀斯特旅游區、酉陽桃花源景區、萬盛黑山谷景區、南川金佛山景區、江津四面山景區、云陽龍缸景區;四川的有: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區、峨眉山景區、九寨溝景區、樂山大佛、黃龍景區、汶川特別旅游區、北川羌城旅游區、閬中古城旅游景區、鄧小平故里旅游景區、劍門蜀道劍門關旅游景區、朱德故里景區、海螺溝景區。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數不勝數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級乃至世界地質公園。

這里氣候多樣、植物繁茂。由于地形閉塞,氣溫高于同緯度其他地區。最冷月均溫5~8℃,較同緯度的上海、湖北及緯度偏南的貴州高2~4℃。霜雪少見,年無霜期長280~350天。四川盆地年降水量1000~1300毫米,盆地邊緣山地降水十分充沛,如樂山和雅安間的西緣山地年降水量為1500~1800毫米,為中國突出的多雨區,有“華西雨屏”之稱。 “巴山夜雨”自古聞名,夜雨占總雨量的60~70%以上。盆地區霧大濕重,云低陰天多。峨眉山、金佛山是中國霧日最多地區,年相對濕度之高也為中國之冠。盆地年日照僅900~1300小時,年太陽輻射量為370~420千焦耳/平方厘米,均為中國最低值,故有“蜀犬吠日”之說。特殊的地理氣候條件,使這里生長著近萬種保護層次高的動植物。高等植物占全國總數34%以上,古老而特有種之多為中國其他地區所不及。在盆地邊緣山地及盆東平行嶺谷有水杉、銀杉、鵝掌楸、檫木、三尖杉、珙桐、水青樹、連香樹、領春木、金錢槭、蠟梅、杜仲、紅豆杉、鐘萼木、福建柏、穗花杉、崖柏、木瓜紅等珍稀孑遺植物與特有種。在濕熱河谷可見桫欏、小羽桫欏、烏毛蕨、華南紫萁、里白等古熱帶孑遺植物。 四川盆地的地帶性植被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其代表樹種有栲樹、峨眉栲、刺果米櫧、青岡、曼青岡、包石櫟、華木荷、大包木荷、四川大頭茶、楨楠、潤楠等,海拔一般在1600~1800米以下。其次有馬尾松、杉木、柏木組成的亞熱帶針葉林及竹林。四川是世界中藥材集中地,川貝、川穹等享譽全球。四川盆地是石斛、花椒、茶葉、櫻花等植物發源地。

這里是大熊貓的家鄉。四川盆地是中國動物種類最多、最齊全的地區。有脊椎動物1246種,占全國總數45%以上,獸類和鳥類占全國總數53%。據統計,除魚類外盆地底部共有動物417種,盆地西緣、北緣和南緣山地分別為487種、317種與288種,其中經濟動物均占一半以上。盆地西緣山地是中國特有而古老動物保存最好、最集中的地區,屬于一類保護動物的有大熊貓、金絲猴、扭角羚、灰金絲猴、白唇鹿等,還有珍貴特有動物小熊貓、雪豹、鬣羚、短尾猴、獼猴、毛冠鹿、水獺及鴛鴦、血雉、紅腹角雉、綠尾虹雉、白腹錦雞、紅腹錦雞等。盆地西緣的平武、青川、北川、寶興、天全、洪雅、馬邊等地,均為中國大熊貓的主要分布區,已設立“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王朗、臥龍、蜂桶寨、喇叭河等7處為大熊貓、金絲猴等自然保護區。酉陽、馬邊、平武等盆地邊緣山地溪溝中的大鯢及長江、金沙江中的中華鱘、白鱘也為四川所特有,均屬國家保護動物。

這里礦藏品種多、儲量大。已經發現礦產130種,占全國的70%,有28種礦產儲量居全國前三位,其中釩、鈦、硫鐵礦、熔煉水晶等7種居全國第一位。攀西釩鈦礦世界著名。有煤、鐵、天然氣、石油、鹽、芒硝、石膏、磷、鋁、硫、銅、錳、金、石墨、汞等礦產資源,其中天然氣、芒硝為中國之冠,并有中國重要的鍶礦。川東北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富集區之一,川中和南充等地鹽巖礦儲量很大。四川水能資源理論藴藏量為1.43億千瓦,占全國的21.2%。四川旅游資源世界第一。

這里產業特色突出。良好的自然條件和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是農業發展的基礎,四川是中國著名的農業大省,早在殷商時代,即開墾種植水稻。四川盆地分布的紫色土面積達14萬平方千米,具中性或中性偏堿,富含磷、鉀等礦物養分,質地適中,有較好的透水、通氣性。四川盆地的土地利用率高達30—40%以上,是中國最大的水稻、油菜籽產區。蠶桑、柑橘、油桐、白蠟、五棓子、銀耳、黃連等產量均居中國第一。

這些山水風物及其承載、蘊含的故事,有的是大氣雄渾之美,有的是婉約細膩之美,有的是悠遠神秘之美,有的是清幽秀麗之美,有的是精工雕琢之美,有的是悲壯豪邁之美,有的是激越昂揚之美,有的是莊嚴沉思之美;有的美在形,有的美在意,有的美在動,有的美在靜,有的美在自然的天工,有的美在人生的歷練……巴蜀文化、紅色文化、民俗文化、江河文化,五彩繽紛,獨具特色。這里人與山水同行、詩與遠方同在。

(二)川渝之美在 “覺變”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同志的這首《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集中體現了一代偉人的審美意旨和境界。無限風光在險峰,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寬闊的審美路徑,經過了一番刻骨銘心、不足為外人道的通達美的過程,才能見到真正的大美,而且這樣的美,既是視覺,還是體會、感受與品位,是“見他人所不見”,“見自己所未見”。

安樂的田園是美,滿目的青翠是美,蒼茫的曠野是美,無垠的大漠也是美。一方面,外面的世界精彩,他鄉的風景迷人;另一方面,在游子那里故鄉貧瘠的土地、干涸的小河也更有其動人之處。因此我們說一個地方美,一定有它打動人、吸引人之處,是一種“別樣的體驗”。這樣的感覺就是一種“覺變”。

覺變就是人們感覺的變化和辨識。覺,就是人或動物的器官受到刺激后對事物的感受和辨別,主要為動詞,也可以是名詞。覺察、覺悟、覺醒、覺得等,都是“覺”的活動。旅游就是換一個環境找感覺,這個感覺包括視覺(美景)、味覺(美食)、聽覺(美音)、嗅覺(美氣)等的體驗和轉換。本質就是“覺”的變化。這個“覺”貫穿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過程,滿足“最小作用量原理”(時間與能量之積最小)。因此,旅游就是追求真、善、美的過程,就是尋找快樂和幸福的過程,就是提升思想境界的過程,就是回歸人性本色的過程。景區一定要有美景。關鍵在“覺”字上做文章,引導更大覺變,帶來更大快樂。

在《天府學》一書中,用十大原理從大尺度上描述了川渝兩地的獨特性,這十大原理,就暗含了很多“美”的機關。觸摸這樣的機關,就有助于讓我們從“覺變”的角度重新認識天府,重新尋找、審視和抵達川渝非同尋常之美。

一是通過“珠峰映射原理”領略“大氣之美”。青藏高原是人類共同的舞臺,世界淡水塔,是人類最早活動之地。喜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8844米,世界最高,譽為地球第三極,對周邊環境有重大影響,因此中國與印度人口最多,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空中暖濕氣流來自印度洋。

二是通過“海拔適中原理”體會“適度之美”。在中國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處于中國地形第二階梯,但有橫斷山、邛崍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種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貢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種群呈立體分布,黃帝、大禹誕生在此。

三是通過“封閉開放原理”品味“創造之美”。四川是“四塞之國”,四周都是高山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嶺大巴山,東有巫山山脈,南有云貴高原,但有三峽出口,表面封閉,實際很開放,是封閉與開放的完美統一,所以四川人骨子里不保守、敢于創新,歷史上誕生了許多改革家和英雄。

四是通過“千河滋潤原理”帶來“潤澤之美”。由于西靠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面積250萬平方千米),四川有大小河流5000多條,流域面積一百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1409條,黃河和長江主要源頭在四川阿壩,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等在四川,都是雪原淡水,適合多種生物生長(包括微生物)。

五是通過“內海遺存原理”形成“豐饒之美”。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內海,因此地下礦物很多(石油、天然氣等),三峽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峽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氣流難于倒入,加上四周環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氣候,晝夜或一年四季溫差不大,適合動植物繁衍,生活舒適,人口多。

六是通過“經緯趨優原理”追溯“起源之美”。四川處于北緯30°黃金線上(在北緯26°至34°之間),東經105°中軸線上(在東經98°至108°之間),有最佳溫度和濕度(緯度45°內、經度120°內),適合經濟社會發展,于是有了4萬年前“資陽人”和200萬年前“巫山人”,多種生物發源和生存于此。

七是通過“南北交聚原理”感受“交流之美”。四川處于中國西南、西北和華中結合部,長江經濟帶上端,胡煥庸曲線經過四川成都,是南北絲綢之路的交點,是國家重要戰略基點,是科技、商貿、文化、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

八是通過“向西鑿空原理”產生“開放之美”。四川向西是青藏高原,向東是太平洋,向南是印度洋,是中國西向和南向開放的大門,是進入印度洋和歐洲非洲的捷徑,自古就是走向海外的先鋒,蜀布、絲綢、茶葉、邛杖等3000年前已經暢銷西方,具有向西暢通優勢,漢代張騫也走過此路。

九是通過“移民組合原理”匯聚“包容之美”。今日的四川人幾乎都是外地人,本地原住民不復存在,歷史上幾次大移民特別是清代湖廣填四川,使得四川是中國最典型的移民省,有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優勢,具有包容性和互補性。

十是通過“地質造勢原理”塑造“堅毅之美”。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質運動復雜,產生過攀西大裂谷,發生過多次強烈地震,形成了許多地貌特征。四川人具有堅強的品性,敢于攻堅克難、共克時艱。

大氣之美、適度之美、創造之美、潤澤之美、豐饒之美、起源之美、交流之美、開放之美、包容之美、堅毅之美,再多的形態都不能窮盡川渝之美的內涵。這些美,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覺變”認知的過程或啟發。這樣的過程或啟發,排除體驗的內在變化,通俗一點說就是“換一個角度”。

“換一個角度”十分重要。有人戲謔“旅游”是“從自己活膩了地方到別人活膩了地方去”,就是換一個角度。在別人那里司空見慣的風景,在你這里卻非同尋常。就像當年從重慶初到成都,訝異于這里街道路口的寬闊,驚嘆于潮汐往返的自行車大軍,說起周邊的鳳凰山、五龍山、牧馬山、木蘭山……也往往要在“山”前邊加一個“所謂的”。同樣,一個外地網友對重慶的觀感,于重慶是生活,于過客卻是不可思議的風景。網帖說:

重慶這些年成了網紅城市,美女多,GDP增速快,房價低,這座山城城市被冠以“中國第一魔幻城市”的稱號。“2002年的第一場雪,比以往時候來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樓的二路汽車……”當年刀郎唱這首歌的時候,我覺得這首歌歌詞有點扯,公共汽車怎么會停在八樓呢?

到了重慶以后,我才發現自己太年輕,見識少了。重慶南岸區聚豐江山里小區屋頂上真有一條馬路!不僅有停在八樓的公共汽車,還有穿樓而過的輕軌。重慶輕軌2號線的李子壩站,1樓至5樓是商鋪,6樓是站廳,7樓是設備層,8樓是站臺,9樓至19樓是住宅。在這里,每天都會上演輕軌穿樓而過的奇特畫面。

一則“重慶24層高樓無電梯”的視頻在網上熱傳,這棟樓也迅速成了網紅樓。這棟樓和李子壩站那棟樓有點相似,樓中有3個出口分別通往3條不同街道,第1層通往下望龍門車站;第10層出口通往白象街;第15層出口通往解放東路。

還有呢!在重慶巴南區界石有一雙向四車道,從下往上看,整條公路呈波浪起伏。車輛駛過時,猶如海上行舟,看起來驚險又刺激。在重慶南岸區有一黃桷灣立交橋,這座立交橋共5層,15條匝道連著不同方向,這樣的立交完全可以媲美F1賽道。網友戲稱:“走錯一個匝道,就是重慶一日游。”

重慶是神一樣的山城,有著神一般的地形,導航看了會沉默,司機見了會流淚。在重慶開車用導航一點作用也沒有!因為你的導航只會說3句話:1、前面左轉上坡道,前面右轉下坡道,前面靠左上坡道,前面靠右下坡道。2、前方進入環島。3、你已偏離路線。然后,你就迷路了……你不開導航會迷路,即使你開了導航也會迷路。難怪大家把重慶稱為“中國第一魔幻城市”。

二、川渝文化的“融合之美”——綿延的記憶與脈絡

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的競爭,除了經濟的競爭,更是文化的競爭;世界的融合,除了利益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世界的區別,除了文化的區別,還是文化的區別。文化是氣質、習慣、基因、標簽以及深入骨髓的“審美情趣”。川渝一路走來、一路浸潤、一路融合,堪稱大同而小異的典范——在大同背景上的小異,與小異背后的大同,是家人的感覺,是熟悉的味道,是同氣連枝的見證。

一個健全的社會結構主要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這“五位一體”所組成,它們之間既相對獨立,自成系統,又相互關聯,互成系統,互為支撐。其中,經濟與文化作為人類的兩種基本活動方式,通過在一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的人的具體活動緊密聯系起來,兩者更是互為因果、互為條件、彼此滲透,共生互動。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的背后,總是存在著某種人文觀念和文化意識的支配,不存在沒有文化的經濟和沒有經濟的文化,經濟和文化就是通過在一定地理、歷史環境中的人的具體實踐活動緊密聯結起來。因此,人不僅僅是一個“地域人”或“經濟人”,也是“文化人”。人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存在。因此,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山川河流,也脫離不了文化基因和文化基礎。

從文化對人的影響來看,選擇何種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式是需要通過人的自覺抉擇確立的,而人與文化的關系是主客體雙向度的建構、互為依存的關系。人既是文化的主體創造者,又是文化的受動者,時時處處受文化的型塑或軟約束。文化系統是人們的行為取向的重要方面,它可以決定人的價值觀念,構成人的行為準則;文化系統也是人們活動質量的重要決定因素,它既影響著活動的方式,又影響著活動的結果。文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文化也是經濟發展的引擎或源泉,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規范、傳播、牽引等功能。另一方面,經濟與文化共生互動的雙重性或兩面性,經濟與文化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本性、特點和規律,兩者之間除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外,也會存在相互沖突、不相協調的一面。分析和揭示經濟與文化相互沖突,不相協調的性質、表現,使它們從沖突走向和諧,謀求經濟、文化的同步互助、協調發展。

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時代語境下,一直以來既攜手共進、相輔相成而又“愛恨交加”“相愛相殺”的成渝兩地,也需要做足“巴蜀文化”功課,梳理地緣之間文化力量,認真總結歷史正反經驗教訓,筑牢川渝兩地鑒往知來、固本開新、共生互利、協同創新的文化根基與文化底氣。

(一)先秦時期的巴蜀:相互滲透中融入華夏文化

李白曾詩曰“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巴蜀地區在地理上距離中原地區較為遙遠,由于秦嶺、大巴山、米倉山系的阻隔,這里在遠古時代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巴和蜀本為來源不同,地域不同的部落聯盟,自成一體,各為方國,各謀發展。巴蜀又同時為近鄰,商代時巴方主要活動于陜南一帶,與蜀的北部毗鄰。兩國共同參加了武王伐紂,西周初期受到分封,地域仍相毗鄰。先秦時期的巴蜀,偏居一隅,不與秦塞相交通,彼此之間也亦分亦合、時分時合,走過了“獨自發展”與“漸漸融合”的漫長歲月。

從廣義上講,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與重慶市兩者及鄰近地域在內的、以歷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為主體的、包括地域內各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由古至今的地區文化的總匯。巴、蜀兩族作為先秦時期西南地區的主體族群,歷史悠久。蜀人揚雄《蜀王本紀》記述蜀地早期歷史說“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夏商時期,早巴文化和早蜀文化雖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間較為密切的相互聯系、交往和文化影響。由于地緣相近,文化習俗相似,古人也常將巴、蜀連稱,可見在人類的幼年時期,人們在思想觀念中已將巴蜀視為“聯體嬰兒”了。晉蜀人常璩《華陽國志》從地方志的角度,雖然分別撰寫有巴志與蜀志,但在追述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跡時,卻常常將巴、蜀并提。《華陽國志·蜀志》載:“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 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 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例如《華陽國志·巴志》記述大禹治水、劃分九州的時候,就“命州巴、蜀,以屬梁州”,后來大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

巴、蜀在早期也曾長期和平相處。由于地域相鄰的關系,巴蜀之地在文化與經濟上的往來一直比較密切。巴、蜀也相互依賴,互相促進,同樣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例如早期巴、蜀之地的鹽業開發,都很興旺,雙方貿易交流往來頻繁。在水陸交通與貿易上,水陸兩途都是巴、蜀雙方所充分利用的。長江上游與中下游的舟船往來,秦隴與巴蜀之間的棧道通商,南絲路上的遠程貿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為方式,這對促進巴、蜀文化與經濟的興旺,對加強巴、蜀的密切關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華陽國志·蜀志》說杜宇教民務農,發展蜀國農業,經濟非常繁榮,人民富足,巴國也因此受到了較大影響,“巴亦化其教而力務農”。迄今巴蜀人民農時先祀杜主君,就是這種密切關系的一個最好例證。

巴、蜀在崇尚與觀念方面也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比如古蜀時期的“魂歸天門”觀念對巴人和楚人就產生過重要影響。隨著歷史的發展,巴蜀文化逐漸融合,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獨樹一幟的巴蜀文化。在民俗、民風上,巴、蜀由于地緣相近,具有很多相同點,但又各具特色。《華陽國志·巴志》說巴國“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而其失在于重遲魯鈍”,又說“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華陽國志·蜀志》說蜀國因為地域遼闊,所以既有“君子精敏,小人詭黠”,又有“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并且多“斑采文章”,在音樂方面有“夏聲”,在飲食習慣方面“尚滋味”,商貿方面很善于致富。古代巴、蜀的這些民風特點,今天仍可見其余韻,可謂傳承悠久。

到了商周之際,武王伐紂,巴蜀從行,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精銳部隊——巴蜀之師。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他們勇往無前,沖鋒陷陣,銳氣喜舞,尤擅“巴渝舞”,動作勁勇,剛健有力。眾多考古成果可以支撐史書記載,所言非虛。史料記載說明,先秦時期巴、蜀關系密切,尤其在政治、軍事方面,結為聯盟,互動密切。可見,巴蜀同盟關系由來已久。

到了戰國時期,巴蜀的富饒自足,易守難攻,自然也被秦國虎狼之師虎視眈眈。秦人認為,取得巴蜀之地“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戰國策·秦策—》);而且巴蜀可從水道通楚,“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華陽國志·蜀志》)。秦王令張儀、司馬錯率軍攻取巴蜀,將兩個原本自成一隅的方國變為秦國的蜀郡、巴郡。而巴郡和蜀郡的豐饒富足與互聯互通又為秦國進一步滅楚以及吞并六國準備了條件。具體說來,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區被納入秦國版圖,中央朝廷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改造,建立以郡縣、官僚、賦稅制度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政治、經濟制度,并將這一地區作為國家的戰略大后方,苦心經略,大力開發,以求其富,巴蜀人民均成為大一統帝國的編戶齊民。同時,秦地的語言、行為方式、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對巴蜀地區產生深刻影響,巴蜀地區與秦地“一體化”的趨勢更為明顯。常璩將秦與巴蜀社會風氣朝夕漸染的原因,主要歸結到“染秦化”,梁啟超先生也認為司馬錯定蜀時即為蜀人“被諸夏之化,即以此為始”。

(二)秦漢三國時期的巴蜀:開疆拓土中塑造一體多元

沒有當年秦惠王的西進南下,沒有納巴蜀——或者說沒有納巴蜀后的苦心經營累積實力,就何談后來的滅六國、奠偉業。從一定意義上講,巴蜀的天平與介入,決定著帝國的方向與未來。

秦滅六國之后,“移秦民萬家入蜀”政策,將六國的富豪大戶大量遷往蜀地,既擴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國勢力,對秦朝的統一大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移民中有善于鑄造與經商者,將中原地區的鐵器鑄造技術與農耕方法帶到蜀地,不僅對蜀地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在客觀上也進一步加速了區域文化之間的融合與整合。如卓文君家族的祖先從北方帶來了先進的冶鐵技術,后富甲一方,成為地方富家大族。自古以來,成都本是一座依水而筑,以水定形;因水而興,由水而榮的千年古都,它的興衰榮辱自古就與治水成敗有著密切聯系。遠古時鱉靈治水,望、叢二帝的動人傳說,大都與水有密切關系。成都金沙遺址的出土發掘也證明古蜀文明被毀與洪水、瘟疫肆掠具有密切關聯。成都因戰國時期秦在此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福澤一方,使得成都平原長久以來被譽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天下謂之天府也”。成都更因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沿用至今而聞名于世,李冰父子因都江堰治水成為四川人民所代代敬奉的“川主菩薩”,他們領導下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僅保證了成都平原的經濟安全、農業安全、生態安全、也保護了一方社會安全與文化安全。因此,“治水”已經成為千年成都的一種歷史文化基因,“治水”已經熔鑄于“天府之國”的歷史血脈之中。

從區域經濟發展而論,秦并巴蜀,隨著秦對西南邊地的開拓,巴蜀內地經濟對周邊地區的影響日趨深遠,開始孕育以成都為核心、巴蜀盆地為內圈,輻射整個中國西南地區的巴蜀經濟區。到了西漢中、晚期,全國形成了十大經濟區,巴蜀地區便是其中一個單獨的經濟區,逐漸發展為真正的“天府之國”。成都在西漢中期一躍發展為全國六大都市之一,臨邛、廣漢成為當時全國著名的“工業城市”。經過漫長的歷史演進與融合發展,巴蜀文化成了中國西南地區一個最大的經濟文化區,巴蜀文化逐漸成為這一地區的共同歷史記憶與文化基因。巴、蜀廣袤大地上的人們,終于真正凝聚為一體。共同的地域為人們的生存發展饋贈了必要的地理空間,而長久的融合發展,將人們緊緊黏合在一起,從最初的文化接觸、文化沖突到文化交融,再到文化融合,巴蜀文化逐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為一體,難分難離。

通過秦中央朝廷長達110年的經營,巴蜀地區一方面來自國家力量的強力同化,另一方面是外來族群的彼此融合。巴、蜀不僅為秦國統一天下立下了功勞,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資源與物質基礎,也為后來的中央王朝的發展、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大后方。總之,秦并巴蜀之后,巴蜀文化對后世影響仍然在繼續,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歷代中央王朝“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極。

歷史的車輪行到了秦漢之際,漢高祖劉邦打天下時,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戰勝了項羽,開創了輝煌的大漢王朝基業。漢代最終將巴蜀文化融入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中。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其一,巴蜀在政治上為漢高祖“帝業所興”之地,高祖五年,漢軍之中有大批巴蜀將士解甲歸田,返回家鄉,很多獲得爵位,發展成為巴蜀各地的名門望族,這在文化心理上加深了巴蜀人民對漢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二,漢王朝放寬了思想禁錮,允許百家存在,漢武帝時雖然獨尊儒術,但百家之術仍在天下郡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巴蜀地區尤其突出發展了道家學術和易學。其三,漢王朝吸收天下精英入朝為官,既加強了漢王朝的中央集權,提高了漢王朝認識處理天下郡國事物的統一調度能力或執政水平,有加強了中央王朝同全國各地的文化認同和情感聯系,司馬相如、落下閎、王褒、楊雄等均在朝為官,在思想、文化、感情上保持了巴蜀與中央王朝的各種聯系。其四,漢景、武之間,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興辦學堂,極大改造了巴蜀地區的“蠻夷之風”,逐漸與漢朝主流文化融為一體。秦漢三國時期,是古代巴蜀地區水、陸交通大發展,形成基本格局的關鍵發展時期。交通路線由先秦時期的自然形成,民辦民管,轉變為干道官營為主。在陸路交通上,由過去的蠶叢鳥道轉變為可通車馬的大道。農業發展更為迅速,尤其在平原淺丘地區由粗放型向精耕細作型轉型;牧業、飼養業、漁業、各類手工業、冶鐵、井鹽等也大為發展。一言蔽之,秦漢、三國時期是巴蜀文化產生劇變的時期。因此,我們可以說,先秦的巴、蜀是巴蜀的巴、蜀,秦漢之后的巴蜀是中國的巴蜀。

西漢太史公作《史記》時曾周游天下,廣泛搜集史料,足跡曾到過四川,留下了有關巴蜀的物產、交通等相關記述,他以“巴蜀亦沃野”“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史記·貨殖列傳》)來描述巴蜀大地的富庶與開放互通。東漢史觀班固作《漢書》時,也在西南地區眾多的民族中觀察到巴蜀的同一“文化圈”的特征:“巴蜀廣漢,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木疏食果實之饒。 民食稻魚。亡(無)兇年憂,俗不愁苦。”(《漢書·地理志下》)班固用“與巴蜀同俗”的筆觸來形容這里的風土人情的性相近,習相近,將巴蜀并稱、并列一起。從這里我們可以觀察到巴蜀先民已經開始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社會習俗及文化心理已經趨近一致,融為一體了。當然,另一方面,四川地域遠離中央朝廷,內有天府富饒,外有群山庇護,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一旦天下有變,也可以關起門來,自成一體,割據一方。章太炎先生曾經概括這一歷史現象時說到“四川重江復關,自為區域,先后割據者七矣。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張獻忠皆自外來,而鄉土無作者。”如三國時期,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益州(漢代四川地區被稱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徒,高祖(劉邦)因之以成帝業”。

(三)兩晉巴蜀到唐宋四川:治亂交替中實現繁榮發展

兩晉南北朝時期,巴蜀地區先有成·漢政權(李特),自立為國,割據巴蜀地區,共計四十二年,這一歷史時期的巴蜀地區可謂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自東晉權臣恒溫滅成·漢政權以后,巴蜀地區曾經長期處于東晉、劉宋、南齊、蕭梁等南方政權的統治之下,動亂頻仍,內亂不息。到隋朝開皇九年(589年),隋軍攻入建康(南京),陳后主被俘,陳朝滅亡。這次在平定陳朝的戰爭中,巴蜀軍隊不僅平定了荊湘地區,而且很大程度上牽制了陳軍,使隋軍主力部隊第一較為順利地攻克陳朝都城建康,完成了隋朝統一中國大業。隋亡之后,巴蜀歸唐。從秦時置為巴郡、蜀郡,漢代置為益州,唐代又將巴蜀改為劍南道,以后又改劍南西川道和劍南東川道。唐玄宗以前只有東、西兩川,簡稱“兩川”。唐玄宗時,安史之亂爆發,又調整為劍南西川道、劍南東川道和山南西道三川節度使(轄今陜南、川北,治所在漢中),這時又被簡稱為“三川”。

唐、五代、宋之際,是當時中國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四川在很多領域都走在世界前列。到北宋宋真宗時期,在益州(成都)、梓州(三臺)、利州(漢中)三州之外,新置夔州(奉節),在宋代便被稱為“川陜四路”,到了北宋末,宋徽宗將這四州簡稱為“四川”。從北宋中期以后,四川由亂轉治,社會穩定,政治清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與兩浙路是當時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在農業、商業、紡織業、茶葉、釀酒業、制糖也、井鹽、造紙、印刷等各個方面都非常發達。例如,宋代四川是紙幣的發源地。由于商品經濟和大眾貿易的發展,需要大額的、易于流通的紙幣這種貨幣符號來代替鑄幣的流通,商業的繁榮進步,又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早在十世紀末四川就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益州交子,它比西方紙幣的產生早了六百年。隨著交子的產生和流通,宋代四川還創造發明了一整套紙幣發行的金融管理制度,保證紙幣幣值穩定與正常流通。到了南宋時期,東南地方仿照四川交子,開始發行會子,紙幣開始在宋朝境內全面流通。宋代時,四川的文化相當繁榮,人才輩出,如以“三蘇”為代表的“蘇氏蜀學”,以張栻、魏了翁為代表的理學,等等。

宋代四川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和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家國情懷,在南宋末期就凸出彰顯出了它的磅礴力量。北宋滅亡后,南宋政權在宋金邊境設立了淮東、淮西、湖廣和川陜四個防區,以抵御金軍的進犯。其中,川陜防區一地的軍費開支就相當于其他三個防區的總和,其他三個防區軍費是由朝廷負責供應,而川陜防區的軍費則是依靠四川地方自己籌集。四川不僅保證了自身川陜戰場軍費的需要,且每年還向中央朝廷上繳財物,支撐抗金軍費。從南宋初年到金朝滅亡,四川堅守住了國土,金軍始終未能踏入巴蜀大地。金朝滅亡,宋蒙對峙,四川雖然成為最早受到蒙古鐵騎進犯的地區,但堅持抗蒙戰爭長達半個多世紀。四川人民為了保衛自己家園,在各地修筑山城,與蒙古軍隊展開了無畏堅定的持久戰,拉鋸戰,如三江徑流,山環水繞的重慶合川釣魚城的孤城守衛戰。在13世紀的世界版圖上,蒙古的金戈鐵馬可謂是一支無堅不摧、言之色變的可怕軍事力量,中亞、西亞、歐洲各國,未有敢與它爭鋒抗衡者。而我們巴蜀大地,偏偏能拼死對抗,在當時實屬難得,并讓蒙哥戰死于此,使蒙軍鐵騎盡取巴蜀足足用了五十二年的時間。合川釣魚城軍民的眾志成城,頑強堅守的精神,早已成為巴蜀子孫后代忠義衛國、不屈不撓的精神圖騰,至今激勵著四川人的血性與堅韌。蒙古人未進犯四川以前,四川是南宋抗金的最前方。蒙古軍隊進攻南宋,四川成為前沿陣地,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人口稀少,田園荒蕪,經濟發展水平遠遠不及宋代四川。元朝主要采用了軍屯為主,民屯為輔的方式經營四川,經濟發展緩慢。元末戰亂,更是“民靡靡于遺,荒地復增”。直到明代,又開始逐漸恢復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但這時的經濟地位畢竟還是與宋代四川的文明發展成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成都工作,在釣魚城下長大的趙曉夢說,“我熟悉它古老而又年輕的模樣,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門每一個景點每一段歷史”。為此進行了長達十余年有意識的準備,研究幾百萬字的資料,寫了1300行長詩《釣魚城》。他大學時代的老師王本朝先生對愛徒的作品贊賞有加:沈從文把湘西帶進了文學史,而趙曉夢的這部作品把釣魚城帶進了文學史。

(四)明清時期的四川:移民重構中彰顯變革特質

到了清初康熙時期,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所下一道圣諭中提到“四川人”的概念。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主要是由于清初那場史無前例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在全國各地18個省市紛至沓來的移民人群中,人們難以避免地會因地緣關系,產生省籍、原籍意識,以劃分各自更親近“老鄉群”,建構各自更利生存發展的“朋友圈”,以一些共同的文化認同凝聚共識,抱團取暖,共同進退,因此有了“四川人”“湖廣人”“山西人”“陜西人”等觀念的普及與傳播。

明末清初,四川戰亂頻仍,幾乎化作焦土。清初的統治者記取明朝滅亡的教訓,制定并執行了“安民”“裕民”“便民”等各種治蜀國策,特別是針對戰后人口損耗,“有可耕之田無可耕之民”的境況,實行了移民實川、招民墾種、輕徭薄賦等措施,“湖廣填四川”移民潮隨后徐徐展開歷史帷幕,對重構四川社會結構以及經濟繁榮、文化融合等都意義深遠。清代是歷史變革、轉型的時代,四川社會的發展演變比起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深刻更加急劇,四川與全國各省區的關系及互相影響比任何歷史時期都顯得更為直接和密切,四川一動,似乎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幾乎牽動中央朝廷、影響全國的重大事件,如平定吳三桂叛亂、湖廣填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川楚白蓮教其一、川江通輪、重慶開埠、川邊改革開放、保路運動等等。就四川經濟發展這方面來說,鴉片戰爭以前,四川商品流通市場主要形成了縣屬場鎮市場、省內區域市場、國內市場等幾個層次,商品經濟也得到較為明顯的快速發展,區域商品市場逐漸形成,并開始向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轉化。1890年,中英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重慶海關成立,重慶開為商埠,巴蜀大地的市場開始被迫向資本注意世界開放,重慶快速成長為西南內陸腹地的進出口貿易中心。

(五)民國時期的四川:戰亂頻仍中承接文明薪火

民國時期,四川商業、外貿的發展變化出現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重慶開埠以后,四川進入早期近代化的階段,小農經濟逐漸受到沖擊,一方面,農村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發展,另一方面,城市市場受到進出口貿易不斷增長的沖擊,成為國際商品市場的附屬部分,為洋貨的輸入和土貨的輸出服務。辛亥革命后,四川的經濟發展沒能迎來他的發展機遇,遭逢社會分崩離析,軍閥混戰20多年,經濟發展緩慢。盡管如此,四川人加強團結,抱團發展,商幫、同業公會、會所、公館、公司、字號等形成新的流通主渠道,同時又“師夷長技”,成立了洋行、公司等作為輔助流通渠道。商界還走出重慶、將商品流通的渠道一直延伸到對外貿易的最前沿——上海,承擔其川幫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業務。1914年,重慶總商會還投資建設商業場,并創辦夜市,成為一時最為繁華的商業中心區,促進了商業發展。抗戰爆發后,南京國民政府移駐重慶,隨著國家政治重心的西遷,經濟重心也逐漸轉向了重慶。但在它悄然發展,欣欣向榮的同時,它也承受了日本軍國主義轟炸機長達五年半的“重慶大轟炸”,仍舊頑強挺立,不屈不撓。成都在這一時期商業經濟也得到一定發展,民國時期就形成了以東大街、春熙路、總府路、提督街、鹽市口為城市商貿中心的新格局。無獨有偶,成都也承受了日軍的野蠻轟炸,也堅強地挺立過來。但巴蜀大地不是一塊輕易屈服的土地,不僅自身承受了大轟炸的各種打擊,川軍將士還積極出川抗敵,以血肉之軀將侵略者攔在了巴蜀大地之外,成為中華民族反法西斯抗戰的主要大后方,對中國的抗戰事業、經濟、學術、文化的戰略轉移與薪火相傳作出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貢獻。

巴蜀歷史文化無疑是一個整體,所勾勒的文化概貌和歷史轍跡,所梳理的人物故事與珍貴遺產,以及祖先的篳路藍縷、勤勞堅韌及興衰治亂、生聚教訓都可以成為我們今天或引為自豪或引以為戒的基因密碼,促使我們穿越時間和空間,深入了解省情、地方文化概貌,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中獲取更多的精神資源和精神動力。

第四節 人文:感受與品味

一、川渝性格的“張弛之美”——淡然的江湖與田園

(一)外放的風骨與內斂之美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川渝兩地的人們汲取巴山蜀水之神韻,在人文性格中有“山姿水態”,并沒有完全受儒家思想同化。《漢書》載四川“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華陽國志》載四川“俗好文刻,少儒學,多樸野,蓋天性也。”四川歷來是割據之地,“治”“亂”交替頻繁,頻頻被提起的“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

野性驕狂之美。在治亂頻仍的大氣候下,巴蜀人較少受儒家思想的約束,野性未泯,多數恃才傲物,驕頑難馴,自由自在,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另類文人”。著名的有唐代的詩人司馬相如、李白等。漢代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會面之后一見傾心,雙雙約定私奔。司馬相如的 “琴挑寡婦”、“竊妻私奔”、“當壚滌器”一身膽氣,哪里是正統儒生,分明不屈于世俗禮教。后人稱為“詩仙”、“酒仙”的唐代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也多的是豪放自由、率性任情的江湖性情。二十四歲便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蘇東坡評價李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蘇軾的詩詞風格向來都是瀟灑飄逸,豪邁奔放。在《與楊元素》里:“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性格率真表露無遺。

思變進取之美。古往今來,作為移民大集合的四川,各種文化交相融合,到近現代以來,又有著名文人,如巴金、郭沫若……四川自古便才子名人輩出,個個都有著獨特個性與風格,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思想自由不拘,敢說、敢做。僻居內陸腹地的四川人,窮則思變,愈是閉塞便愈思開通,愈想打開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這種開拓進取的狀態下,敢作敢為,以致在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上,開創了許多“敢為天下先”的典范。四川保路運動“引起中華革命先”,成為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孫中山高度評價四川人的這種敢為天下先的歷史功績,他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起義或者要遲一年半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這里走出了世紀偉人鄧小平、“永遠的紅司令”朱德、“軍神”劉伯承、元帥陳毅等一大批功勛卓著的革命家。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為”的大事更是層出不窮。在農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廣漢向陽人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大無畏的膽識和勇氣,第一個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掛起了“向陽鄉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陽人率先恢復鄉村建制的創舉,在全國農村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以此為開端的經濟體制改革,被正式寫進了國家的根本大法,載入了新中國的光輝史冊,向陽也因此獲得了“中國第一鄉”的美稱。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經有企業改革發軔之作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還有新中國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誕生……

剛柔并濟之美。四川走出去的歷史名人、偉人,都是大膽而自信、樂觀直率,四川人骨子里就流著這么一股熱情、奔放的血液。關于道教的發源地,眾說紛沓,有說道教發源于青城山,也有說發源于大邑鶴鳴山,或說策源于瓦屋山,不過,終歸發源于四川境內。西漢張道陵創教以來,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歷史,奉《道德經》、《正一經》和《太平洞經》為主要經典,教義就是以“道”或“道德”為核心,認為天地萬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社會人生都應法“道”而行。有文字記載的佛教傳人四川的年代是公元365年的東晉哀帝興寧三年。一位叫法和的僧人從中原來到四川,稍后又有曇翼和慧持入蜀。佛教在四川有過唐宋、明末清初兩個興盛時期,尤其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對峨眉山、昭覺寺、文殊院等著名叢林多有賴賜。佛教講究戒除貪、嗔、癡,少了這三毒,人心清凈。二者看似不同,卻又有相通之處,道教強調命,而佛教強調性。“命”可指是養身,“性”則指指心性,合起來可看作是修身養性。兩大宗教對自古長期以來對四川人的文化品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川人的身上同樣帶有溫婉、柔和的一面。從這樣的文化性格才能理解四川獨有的袍哥文化,講究輕死重義,“袍哥人家,不能拉稀擺帶”,要活得英雄,死得慷慨,不要被別人看輕。當然,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在小圈子里搞“袍哥文化”,或類似的“圈子文化”、“碼頭文化”,都是需要警惕和革去的。剛柔并濟川女當為樣板,不管有多少種潑辣,總透出幾分溫柔、幾分嫵媚,所以心甘情愿的“耙耳朵”盛行。川人的柔還特別體現在他們的生活態度上。農業文明的優越,養出川人悠閑的生活品位。四川人好侃,因此,茶館興隆;也好罵,罵人的本事絕對風味獨特,麻辣而悠揚。

郭沫若認為“能夠先亂是說革命性豐富,必須后治是說建設性徹底”。獨特的文化環境造就川渝雙重的文化品格,但并非說彼此矛盾,這也是四川和重慶人性格給人五彩斑斕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兩地中國文化中獨樹一幟的獨特文化。當代著名文學家余秋雨就曾寫道,“從三峽出發的人,都是怪異的,都會卷起一點旋渦,發起一些沖擊,都有點叛逆性,而且叛逆得瑰麗而驚人。”

(二)重塑幸福生活的美學觀

19世紀的法國旅行家古德爾孟將成都譽為“東方的巴黎”;上世紀初,美國人約瑟夫?比奇在權威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將四川這個“中國西部”稱之為“東方的伊甸園”。“天府之國”是農耕文明時代上帝賜予四川人的禮物,其物產富饒、山川秀麗,有人形容關起門來也能在里面生活幾十個世紀。在中國,可以說它是一個被放大了的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

(三)“少不入川”是擔心承受不了“美”的圍獵

樂不思蜀的典故源遠流長,反襯出蜀地“為樂”的難以替代。

優越的物質條件,繁榮的商業經濟使四川人有時間、有資本來享受人生的樂趣。同時,四川人悠閑的生活方式也養成了川人生活節奏緩慢,不思進取、無所作為,安于休閑享樂的人生態度。所以,四川在過去常常被人視為誘人的“安樂窩”。賈平凹在《入川小記》中說:“我的家鄉有句俗語:少不入川。少不入者,則四川天府之國,山光、水色、物產、人情,美而誘惑,一去便不復歸也。此話流傳甚廣,我小的時候就記在心里。”

這句“少不入川”的話,是作為對尚未成年的陜西人的忠告,一代代流傳下來的。于是歷史上也就有了“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說法:天府之國實乃溫柔之鄉,好吃好喝好山好水之外還外加美女如云。少不入川說明生活幸福指數高。少年當胸懷天下,若早年入川,意志不堅定者難免流連于斯,樂不思歸,則一生平淡,難成大事。年老的時候不要出川,其他的地方不會有四川這么悠閑。在這里,看破了世間之事,洞曉了人生真諦后,可以于此安享晚年,利用后半身的時光,彌補少年的艱辛,磨去紅塵里的凡俗氣息。然而,四川人對于自己的生活缺乏價值強勢輸出的機緣,而歷史上又對四川人生活的誤會多于對真實的了解,于是,關于四川人的生活方式就這樣永無休止地爭論著。爭論即是美的不同價值評判。

(四)“人間煙火”是世上最美的風景

逍遙自在是古蜀文化浸潤在四川人身上的、不可更改的烙印,更是今天的四川人孜孜追求的一種生活境界。四川這塊盆地養育出的巴蜀兒女個個活色生香。他們淡了世俗、修了道佛、自由了生活,他們頑強、聰穎、敢于創新,就算貪玩,也是有意義地在追尋。享受生活在川人心里是唯一不可動搖的信條。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才會努力地去創造享受生活的條件,這就是四川人最大的原始動力。這種動力境界未免就是最高的,但至少它真實,充滿人本主義的“人間煙火”,凡俗而雋永。

今天的川人好耍、貪耍同樣在全國聞名,平常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你在其他城市也許很少見到有美女扎堆逛街,可是你在成都的大街上卻隨處可見。逛街不分時間段,她們引領著未來時尚的潮流,你從她們的衣著和步伐就能看出,她們是時尚界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花開一芙蓉,絕代成佳人。在央視2臺推出的《傾國傾城——最值得向世界推薦的城市》大型電視評選活動里,兩千年成都榜上有名。繁華的春熙路,古色古香的錦里,美麗的夜成都以及歷史悠久的安順廊橋,一切,就如《傾國傾城》那首歌里所唱的一樣,斜陽染幽草,幾度飛虹,搖曳了江上遠帆。

(五)悠閑也是一門生活美學

多年前,有許多深圳年輕人喊出了35歲退休,退休后的理想就是去成都生活。成都的休閑文化是整個四川逍遙自在生活文化的縮影,吃喝玩樂樣樣皆精,因此,介紹成都,你就會對整個四川的悠然自得有所了解。成都人從來都將工作和休閑有趣地結合起來,又似乎從來都把兩者分得很開,上班就是上班,耍就是耍。在錦江悄無聲息流遠的時候,成都人閑云野鶴似的過著,喝著茶,曬著太陽,打著麻將,他們給外地人的感覺,似乎是從來就不用工作。

月有陰晴圓缺,一根弦繃得太緊,反而多半影響大局,損害自身,適得其反。尊崇自然,順應自然是川人生活方式的特色,隨著建設的加快,這一特色當更加突出。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盛洪先生在談到都江堰時說,“壩和堰,這一橫一縱,一堵一導,代表了不同的治水哲學。抽象一點說,一個是所謂征服自然,一個是所謂的天人合一”。同樣,道家的人生哲學主要是和光同塵、貴柔守雌、順其自然、以退為進。這種對道的心領神會恐怕沒有哪個地方可出成都之右了,成都人生活方式的血脈里就諳熟張弛之道的。

賈平凹先生在他的《入川小記》里,還曾傾盡一個數千年比鄰而居的陜人對四川成都的美好印象和那種熨貼似的喜歡:我覺得這天恰到好處,脈脈地如浸入美人的目光里,到處洋溢著情味。樹葉全沒有動,但卻感到有薰薰的風,眼皮、臉頰很柔和,腳下飄飄的,似乎有幾分醉后的酥軟。立即知道這里不比西北寒冷,穿著這棉衣棉褲,自是不大相宜,有些后悔不及了。從街頭往每一條小巷望去,樹木很多,枝葉清新,路面潮潮的,不浮一點灰塵,家門口,都置有花草,即是在土墻矮垣上,也鮮苔綴滿;偶爾一條深巷通向墻外,空地上有幾畦白菜、蘿卜,一清二白,便明白這地勢極低,似乎用手在街上什么地方掘掘,就會咕涌涌現出一個清泉出來。街上的人多極,卻未行色匆匆,男人皆瘦而五官緊湊,女人則多不燙發,隨意兒攏一撮披在后背,依腳步裊裊拂動,如一片悠悠的墨云,又如一朵黑色的火焰。間或那男人女人的背上,用繩兒裹著一小孩,騎上自行車,大人輕松,孩子自得,如作雜技,立即便感覺這個城市的節奏是可愛的緩慢,不同于外地。在那亂糟糟的生活漩渦里,突然走到這里,我滿心滿身地感到一種安逸、舒靜,似乎有些悠悠超塵了。

古人云: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正是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反而讓成都人更關注于自身生活,習慣從周遭的事物中找樂子,心態也就放得很輕松。電影導演賈樟柯說:成都給我的感覺始終是很悠閑的,大街小巷上,人們的步伐是輕松的,并沒有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隨處可見的步履匆匆的感覺。我想這和成都的地理環境有關。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主編單之薔曾經饒有趣味地分析過四川獨特的氣候對四川人性格的影響。他說:“成都人的‘閑’,我從文化和歷史中找不到什么淵源,只好到自然環境中尋找。海洋性氣候的冬夏晝夜氣溫變化不大,對人的文化是會產生影響的。其實變化就是時間,變化引起的那種感覺就是時間。古人也就是從一年四季的變化中來制訂歷法的,例如中國人的二十四節氣,這樣的東西顯然不能誕生在四川盆地,因為在四川盆地看不到這樣的變化。看不到自然界的這些微妙的變化,長此以往是否會對時光的流逝不敏感,對時間不敏感,就不會只爭朝夕,因此就會產生“閑”的心態和樣子。”

二、川渝市井的“生活之美”——安逸的節奏與滋味

(一)舒服與知足之美

一個漁夫在海邊曬太陽,富翁看見他,問他為什么不去打魚? 漁夫說:我打夠了呀,今天夠吃了,所以在曬太陽。富翁就說,你為什么不去打魚?好賺錢買更大的漁網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魚? 漁夫就問:然后呢? 富翁就說,繼續買更多的漁網,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魚啊! 漁夫又問,再以后呢?富翁就說,錢足夠多的時候,就雇些人幫著打魚,然后你就可以在海邊買個房子,天天曬太陽。漁夫就說:我不已經在曬太陽了嗎?

如果將這個流傳甚廣的故事場景,海邊換成茶館,漁夫換成成都人,一定沒有絲毫的違和感。這并不表明奮斗沒有意義,恰好在引人思索,我們為什么出發,來自何方,去向何處。這樣的追問,既是奮斗的真諦,更是“不忘初心”的美好。

張藝謀給成都的定義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這句話之所以廣為流播,在于他抓住了成都的特質,恰如易中天先生所說,成都人有本事把幾乎一切事情都變成娛樂。

成都人喜好邊玩樂邊工作,這是一種精明的生活智慧,與成都的地理環境和生活特性息息相關。哪種事物都有輕松明快的一面,若在輕松的狀態下能解決事情,為何要苦著臉嚴肅緊張呢?所以,外地人在成都打出租,他們會很驚訝,的士師傅雖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們卻可以在路上,不斷地用椒鹽普通話和同伴們聯系,說著一些俏皮的話語。在飛速的時光里,成都的的士司機載著你享受著這個城市可以時時慢下來的椒鹽速度。

成都特有的茶文化、麻將文化、飲食文化、平民文化,都是川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他們靠著這些俯首皆拾的智慧,看云淡風輕,看日出日落,甚至,他們就根本不關心這些,他們覺得怎樣坐著舒服就怎樣做,怎樣過得自在就怎樣去生活。

于是,冒菜只賣多少碗,賣完手工;席桌只備多少桌,訂完打烊;邊做生意邊打麻將之類也就由來有自、司空見慣、見慣不驚了。

(二)隨和與簡單之美

有作家曾說,成都是一個款步而行的頗有姿色的少婦,美艷不見得,是媚。成都不是什么金玉錦繡之地,富貴溫柔之鄉,它是銀質的,樣式素麗,做工精致,只有識貨的并有底氣的人才能擔待它的美。有人說成都是一個注重本能生活的城市,是比較人性化和個性化的,它的空間和氣候比較舒展,比較適宜,不逼仄,不干燥。在這樣的城市,競爭不是那么慘烈,變化不是那么劇烈,人心也就不是那么焦灼。這樣的城市,有著適當的游戲精神和足夠的自嘲能力,內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贊美他人和自我欣賞這兩方面都具有比較合適的分寸感。這讓這個城市包容,隨和,不排外,不頑固。這可能就是那么多人喜歡成都的原因吧。

成都給你某種與幸福類似的生活。每個人都在追尋自己的幸福,但不是每個人都那么幸運,恰巧被自己找到。而幸福是一種感覺,因此在成都生活,會給你這樣的感覺,相類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是對這座城市最高的褒獎了,給眾人幸福,是這塊寶地的幸運和榮幸。成都人想要的幸福其實很簡單。

曾經看到過一對坐人力三輪車結婚的新人,當他們簡陋的三輪車在繁華的成都春熙路慢悠悠飄過的時候,你會恍然發覺那其實是一片云彩,一滴水珠。而新郎新娘的那股高興勁兒比坐什么車都幸福滿足的時候,你真的會相信,其實,四川人就是活得如此簡單、自在而真實。

(三)幽默與淡定之美

成都人平時給人的感覺很散,但是,在偶爾的時候,你會突然發覺,原來,一只柔軟的手里,也會充滿了激情、幽默與力量。汶川大地震廢墟下的可樂男孩,透著一種堅強和樂觀,敬禮的小郎錚,則舉起的是感恩與堅強。

網傳北川一老大爺,被俄羅斯救援隊從廢墟中解救出來,一看,周圍全是金發碧眼的老外,大爺就說了:“狗日的地震硬是兇喃,一哈把老子震到外國來了!”,則是川人獨有的幽默與淡定。

而汶川大地震當夜,是成都的出租車司機連夜打著應急燈駛進重災現場;第二天,是成都人排著長隊獻血直至血庫爆滿;各救災現場,是成都的志愿者在進入災區時滿臉微笑,絲毫不擔憂之后會有的余震危險,似乎這些,都是他們應該做的,是他們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四川人的擔當。

2020年8月中旬的大暴雨、大洪水,更是引發了川渝兩地的“淡定”比拼。來勢兇猛的洪水,穿過川渝,居然淪落成“被圍觀”的對象——洪水中我自巍然不動打麻將的有之,穿病員服上街只為“看一眼”洪水的有之,家門口的車被洪水淹了,則想起了“門泊東吳萬里船”那動人的畫面……即使處于I級應急響應,川渝兩地都沒有絲毫慌亂。

在成都人看來,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風景沒仔細琢磨”,而應該“慢慢走,欣賞啊”!因為,她最適合生活,因為,她的生活就擺在那里,活色生香。如果說,人們習慣于把自己的艱難人生變成“生命的勁歌”,那么,成都人則把他們的閑適人生,變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賞仔細琢磨的“生命的畫廊”。他們當然也會把股市變成花會。四川人喜歡耍是出了名的,外地人也說四川人有點好耍。所以川人大多是些“頑童”和“頑主”。

(四)鹽巴與川菜之美

不管四川人怎樣耍,生活過得有滋有味都是前提。食不厭精,用在川菜身上是再合適不過。譬如回鍋肉,四川人就非得青椒或者蒜苗,而且樣樣香料都要,如果少了哪那樣,店老板硬是可以拒絕你說,哎呀,我們的蒜苗沒得了,回鍋肉作不成了,你要不換一個點?其實,四川人做每一道菜,都特別講究,幾乎家家都有一個廚藝高手。據說川菜的復合味型都有20多種,其基本味型分為麻、辣、甜、咸、酸、苦六種,有的川菜就是把這些味揉在一起,吃起來感覺奇怪,但卻很好吃。這就好比“湖廣填四川”,啥樣人都有,啥樣味都有,越品越有味。只是川人有耐心來整合和沉淀,很像川人的性格,既有容乃大,也有鹽有味。

四川是天下的鹽。美味離不開鹽,鹽曾經是巴人的一個壟斷行業,所以四川人至今喊鹽都還叫鹽巴。除了重慶一帶產鹽,還有一個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川南的自貢。其一個個天車的高度,就可以想象鹽之于我們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川鹽的品質。泡菜、豆瓣、臘肉、豆花、火鍋,哪一樣不是團聚在鹽的周圍。所以,《南方人物周刊》曾經說,四川人是“天下的鹽”。有了這么好品質的鹽,生活就不愁有鹽有味。故此,四川人的菜一般都味大些。四川人最怕的就是沒味道。所以四川人會形容一個人沒把日子過好,會這樣說,日子過得“寡淡”,好久沒吃肉了,會說“清口水”長流了。一切,都是因為鹽。

古時候的四川人要把鹽運出去,都要費盡千辛萬苦。纖夫和棒棒,是這鹽最為樸實的人間表情。今天,隨著水運逐漸退出我們的視線,纖夫也逐漸成為一種歷史。那纖索深深的勒痕已被時光收藏,那唱川江號子的人也在逐漸老去。只有他們赤身裸體,在江邊嶙峋間逆水而上,繩子勒肩的身影,還在一些影像里被定格,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道。能夠和纖夫相提并論的還有另外一類人,這類人從表象看也許沒有纖夫那么辛苦,可那份吃苦耐勞的精神依然是一個地域最為寶貴的血統。這類人就是四川方言里說的棒棒兒。《南方周末》曾經對棒棒有一個注解:“如果畫個素描,‘棒棒’是這樣一個形象——肩上扛著一米長的竹棒,棒子上系著兩根青色的尼龍繩,沿街游蕩攬活,他們來自農村,他們是重慶街頭的臨時搬運工。棒棒的產生,源于重慶的特殊地形和港口經濟,整個城區依山而建,出門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運東西成為難題。重慶市民于是習慣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大到買家具、電器,小到買幾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動手,叫一聲‘棒棒’,即有人應聲而到。”我一直以為,纖夫和棒棒是四川最有代表性的一種民間特質,其具有的歷史向度足以托起四川人的人本情懷,正是這種情懷,使川人的鹽才具有獨特的品質和回味。

川菜是國人的味。川菜代表著四川味道,某種意義上也是中餐的代表。川菜的發展大致分四個時期,雛形時期是春秋至兩晉時期,漢代揚雄的《蜀都賦》描寫宴飲的“饌肴”就說“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江東鮐鮑,隴西牛羊西……”及珍稀動物的野禽野獸等“五肉七菜”,可見其品種之多。第二個時期為隋唐五代時期,是川菜的發展時期。兩宋時,川菜跨越巴蜀疆界進入京都,流布各地,為眾人所知,成為川菜的交流時期。第四個時期是明末至民國時期,是川菜菜系的形成時期。明末清初,辣椒傳入中國,在適宜其生長的大西南地區繁衍種植。于是,川菜運用辣椒調味,繼承且發揚了“尚滋味”、“好辛香”的調味傳統,形成了地方風味特別濃的菜系。川菜,又往往和文化人結合在一起。如蘇東坡發明的東坡肘子,丁寶楨發明的宮保雞丁,還有張飛牛肉、姜維豆腐。川菜擅長調味,味是川菜的核心。辣味在川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只是一個方面,川菜講究的是“麻、辣、鮮,燙”四個特點,比如四川名菜“麻婆豆腐”。

曾經有人對川味的調制有過一段精妙的比喻:“川菜廚師調制怪味,簡直就像作曲家寫總譜一樣,各個聲部都要使人感覺得到,又要和聲效果完好。哪一種味道顯得突出了,就像樂隊演奏時發出不協和的聲音似的,是絕對不允許的。”川味調制的精妙可見一斑。所以就有了“味在四川,胃在中國”的美譽。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說,川菜就是中國的胃,是四川人給中國人送上了一頓家常美筵,使中國人不管在哪個角落,都能時時開胃。

鹽與味,構成了四川人一本厚厚的生活美學史。吃上一頓好的叫打牙祭,對牙齒的一種祭祀,這是一種怎樣的紀念和人文,又是對吃的一種怎樣的貪戀。四川人今天時興說滋潤二字,日子過得滋潤,這仿佛是他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幾個朋友好久不見了,看見你容光煥發,還長胖了,會說:“哦唷,你日子過得滋潤哦!肚皮都大了。”

安逸、巴適、好耍,這些都是四川人才能想出來的名詞,也只能是屬于四川人的專利。當他們為了吃一頓美食,在高速公路上跑兩個小時,當他們呼朋喚伴,只是為了去郊外躺在地上曬一會兒太陽,斗一會兒地主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說四川人的生活是有鹽有味的,是美好的。

(五)詩歌與藝術之美

在川渝兩地,詩歌、藝術與生活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在川渝兩地,你可能看見一個“土匪”形象與作派的文化人,也可能看見一個炒菜的廚子張口就來一段朦朧與莽漢。這里盛產的詩家、畫家、評論家,無一例外都是最地道的“生活家”。

而第三大街藝術公司總經理石維談起川渝兩地的藝術動向更是如數家珍:四川(川渝)藝術領域在近代不僅有張大千、陳子莊等孤峰似的人物,在當年更是中國唯一擁有兩大畫派的省份,三峽畫派和嘉州畫派。從四川美院羅中立的油畫《父親》獲全國美展金獎開始,川渝兩地藝術家便在中國掀起了當代藝術的狂潮。在近30年的時間里不僅出現了像高小華、程叢林、何多苓、周春芽、張曉剛,沂海州、龐茂琨、俸正杰、冷軍等藝術名家,各種藝術流派也是一浪接一浪:從傷痕藝術、鄉土藝術、新傷痕藝術、卡通波普到行為藝術,其主力軍大多是川渝藝術家。據保守估計,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川渝藝術家幾近半壁江山。川渝藝術家不僅引領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思潮,他們同時也是市場的寵兒,作品在拍賣市場上屢創新高,大受追捧張曉剛、周春芽等人的最貴作品己到6~8千萬元,且一畫難求。尤其張曉剛,在中國當代藝術的首席地位,至今無人可撼動。

雙城經濟圈議題初熱,川渝詩人的荷爾蒙就率先“沖動”起來,刊物共辦、年會共開、詩歌共征、詩文共誦……8月5日起,四川日報全媒體策劃推出了“成渝雙城詩歌大展”,在川報觀察、《天府周末》集中展示兩個城市老中青三個方陣有代表性的60位詩人詩作,引發成渝乃至全國詩壇熱烈關注及評論家的撰文點贊。2020年8月下旬,一場“以詩為名 唱和雙城”——首個“成渝雙城詩酒文化論壇”盛大開啟。《川報觀察》說:成和渝,中國城市版圖上的雙子星。山水相依的成都和重慶,詩歌更是兩地文化同源的一個顯著符號。無論是司馬相如、李白、陳子昂、蘇東坡、楊慎,還是郭沫若、巴金、葉伯和、吳芳吉、何其芳……無不是影響深遠的名人。新詩百年,四川詩人亦未缺席,一直以火辣、生猛的勢頭和獨特的巴蜀氣質影響了中國詩壇。

詩酒與文化,在川渝兩地似乎更為理所當然。這里有杜甫“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經典,有東坡“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的名言,有趣的靈魂萬里挑一,愛酒的詩人、文化人比比皆是。

詩人興會更無前。在旁人看來,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名家們因酒而聚,可以產生出詩酒交融的文化史,但在詩人、文化人那里,或許于他們更為要緊處不在詩,不在文,而在以詩歌與文化的名義,喝一臺有關風月的酒,吹一通無關痛癢的牛,打發——或者叫“謀殺”——幾多生動的、慵懶的、有趣的時光,夢想順便留下幾句傳世之作,掙一張通往斯德哥爾摩的門票。

第五節  思想篇:內涵與特質

一、川渝內核的“創新之美”——精神的自在與自省

(一)自在的氣質滋養美

探索未知、開創未來,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文明屬性。創新是進步的靈魂,不論是大變革,還是小突破,這樣的“求索”,不僅使個體的生命更精彩,更拓展了人類文明的整體厚度。

四川盆地雖然位于中國的腹地,但歷史上很多事情都發端于成渝。極大豐富和拓展了中華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內涵與特質。

追求自由戀愛,傾慕兩情相悅,就是川人帶頭。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不知為多少年輕男女壯膽……大氣瀟灑,敢為人先。

最早的紙幣出現在這里。北宋以前,貨幣是金銀銅鐵,重而攜帶不便。成都人就弄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由十六家富商聯合,可兌換、可流通。這下攜帶方便,結算簡單,交易當然更為順暢。

天然氣最早在這里使用。史料清楚記載,成都是世界上最早開發利用天然氣的地方,早在西漢就發現了天然氣,并加以利用。當今國際國內油價飛漲,川渝人民不僅有氣可用,還穩定為東部供氣,盆地下邊儲存有大量天然氣,盆地周邊有頁巖氣,整個盆地仿佛是一艘“氣墊船”。

飲茶源于這里。四川最早進行茶葉貿易的是成都的新津。唐宋時成都就是全國茶葉生產的主要地區,是茶葉貿易的集散中心。至今成都的茶館文化仍別具一格,繁榮昌盛,其熟練之多,世界第一。

這里的地方辦學是全國首創。早在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就在成都興學,開學館,設講堂,建石室,蜀之人才源源不斷。更不用說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發源地(大邑縣鶴鳴山)和發祥地(都江堰青城山)都在成都道教。

就連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這里也打頭陣。可謂領先之質,本性難改。1911年辛亥秋成都的保路運動,引起全川的起義,成為武昌起義的開路先鋒,被孫中山譽為立下辛亥革命的“第一功”。朱德元帥曾經寫詩贊道:“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國革命先”。

改革開放以后,成都在全國第一個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第一個發行股票、第一個重新開了當鋪,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古蜀國對外的交流和聯系超出人們的想象。四通八達的棧道就像盆地順暢的呼吸。早在開辟北方絲綢之路前,四川的商品就遠銷東亞和南亞;而順著這些道路進出遷移的人群從沒停止過。四川雖然有自滿自足、小富即安、雅俗不棄、愛趕熱鬧等諸多瑕疵,但瑕不掩瑜。越是移民的地方越充滿活力,越是移民的城市發展越快。

從心理學來說,有了家的感覺人就容易平和大度,以快樂的心情、開放的胸懷去匯聚、交流、貫通,博采眾長,為我所用。正因如此,盆地對創新思維和創新事物的接納和認同超過其他地方。近幾年成都有私車第二城、超女之城,奢侈品第四城等很多名號,現代社會的股票,汽車、網絡、選秀等新鮮時尚也是迅速拿來并立即發揚光大。

有人說得好,在北京呆上十年,依然是外地人,但在成都只需呆上兩個月,便可以成為成都人了。所以從古到今無論是皇帝詩人,還是軍閥政客、文人學士、騷人墨客、商賈大亨、販夫走卒、才子佳人、普通百姓,只要喜歡成都,來到成都,這里就是心靈上永遠的家了。

創新的根本建立在對權威的破除之上,成都人敢為人先,卻又很少以老大自居,對權威也不盲目崇拜。選擇和創造新事物的出發點,在于這個事物是否實用、快樂。從這一點才能理解成都為什么居然是“私車第二城”,就在于成都人看重的不是車子的品牌和檔次,而是汽車使生活更輕松和方便。這使得成都人既不抱殘守缺,也不為物所役,易于把持住內心的平靜與定力。在市場經濟和追逐喧囂的時代,這種看似散淡實則自在的生活方式恰恰構成了四川美妙的人文魅力。自然且自如,自在而自得,內心安定,自然容易進退自如。那種只講忙碌,不講閑適;只講光宗耀祖,不講忍辱負重;只講向前發展,不講休生養息的,看似有焦慮感,有奮斗心,其實是不平衡、不協調、不科學的狀態。

(二)自省的氣度創造美

川人的自省精神由來已久。2000年前,漢武帝即位后,司馬相如傾注全力寫成《天子游獵賦》上奏,極得賞識,即封為郎,嗣為中郎將,負責開發西南夷。公元前127年,司馬相如回到成都,為說服那些不贊成開發西南夷的蜀人,寫了《難蜀父老》的名篇,反省川人的種種不足,并指出拓展進取之道。20世紀初,在鄒容、吳玉章等先進知識分子的帶動下,四川留日學生人數顯著大增,最高達兩三千人之多。由留日學生在日本所創辦的《四川》雜志,以四川人民的代言人為己任,敲響西南警鐘,氣魄宏大,視野開闊,一開始就以急進的民主革命刊物姿態活躍在論壇之上。有一位自貢學子雷鐵崖對“全蜀”發出了“警告”。1908年,《四川》雜志一、二號上,連載了由雷鐵崖執筆撰寫的題為《警告全蜀》的洋洋灑灑近兩萬字的文章。文章歷敘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本性、侵略政策和侵略手段,極陳中華大地已成為列強瓜分的“中心點”,天府之國的四川也已成為英、法、日等列強競爭的“大戰場”,中國人民面臨“刀下之肉縻”和“槍下之血肉”的命運。而對川人的麻木不仁雷鐵崖大聲疾呼,認為川人病根有三:一是“自私病”;二是“倚賴病”;三是“推諉病”。《四川》雜志及其刊載的《警告四川》,是近代四川人自我反省與自我解剖的又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當時,正值甲午戰后的余痛深深地刺傷了中國各地人。

他們認識到,外國人是無法滅亡中國的,除非中國人自己不爭氣。雷鐵崖首先拿四川人的病根開刀,其矛頭所向,直指四川人的“狹隘眼光”和“偏陋心思”,把四川人的自我解剖推向深入。

在探尋四川人自我反省的歷程時,“盆地意識”的探討與反思同樣深刻。早在1987年下半年,在四川新聞界、文藝界對四川改革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在討論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時,首先提出了克服“盆地意識”,增強開放意識。1988年4月,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書記的四川人楊汝岱,在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代表省委大聲疾呼,號召四川人民要增強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意識,克服封閉式的“盆地意識”。領導帶頭就如何理解“盆地意識”問題作理論上的闡述,剖析四川產生“盆地意識”的原因時。而那之后的幾乎每一次黨代會,都會把“解放思想”、“破除盆地意識”等作為廣大黨員干部的精神之鈣。

四川一直走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但在1985年以后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四川的步伐顯得有些遲滯,糧食產量徘徊不前,鄉鎮企業的步子雖說不慢,但規模和生存能力卻比沿海地區差了一大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四川的有識之士開始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和緊迫感,討論并破除“盆地意識”。由此,四川進入了一個需要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繼續解放思想的重要時期,川人又開始了思想大解放,認識到“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發達”仍然是四川最大的省情,發展不足、發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四川最大的問題。30多年來歷次省委幾乎都把“在實干中解放思想”作為重要命題。

2000年前的《難蜀父老》、100年前的《警告全蜀》、30多年來對“盆地意識”的反思以及持續至今的思想大解放,四川人從沒有停止過自我反省,四川人時刻自我反省,同時成就了四川人敢為天下先的意識:既有悠深的歷史回音在巴山蜀水激蕩,更有的剛勁有力的時代號角在催人奮進。

2018年以來,四川省委深入學習開展了“大學習、大討論、大調研”活動,廣大黨員干部通過下基層了解實情,各縣市互相交流,出省考察學習,對標對表煩死存在的“盆地意識”,吸取教訓,對于四川加快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跳出”的思維追尋美

12年前,當時在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本書主編與本文作者,我們承擔了《四川日報》“推動新一輪思想大解放”系列評論員文章的撰寫。其中一篇題為《跳出盆地看四川》。文章這樣寫到:

推動新一輪思想大解放,以思想大解放促進西部經濟發展高地建設,第一個突破口就是要深化對省情的認識。突破的關鍵,在于從“三個最大”的省情判斷出發,跳出盆地看四川,解放思想謀發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關鍵是“看”的角度、深度、廣度、精度。重點是要跳出視野狹窄、空間局限、信息閉塞、交流困難等盆地屬性束縛,增強發展的緊迫感、使命感和自信心。目的是樹立強烈的拚搏意識、高昂的爬坡精神和鮮明的進取觀念,將省情認識的巨大飛躍轉化為推動發展的切實行動,最終實現四川的發展與世界接軌、與時代同步。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們對發展視野的拓展要更廣。改革開放30年來,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經濟規模位居西部第一。但把眼光放高遠一點,就會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區域競爭能力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我們與沿海發達省份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我省經濟總量占全國乃至西部的比重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如果我們只緊盯著盆地四周,止步于“西部老大”,無異于“逆水行舟”、“坐井觀天”。視野有多廣,路就有多寬,舞臺就有多大。我們必須拓展視野,敢與強者比,敢和快的賽,敢向高處攀,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格局中去認識、思考和謀劃發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們對發展水平的要求要更高。我省雖已躋身“萬億元俱樂部”,但這并不表明發展水平就高,我們的人均生產總值僅列全國第25名,不僅與沿海發達省市相去甚遠,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較差距也十分明顯。與此同時,我們的產業層次、管理水平、運行質量都亟待提升,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仍然很多,對外開放水平尤其是經濟外向度嚴重偏低,人民生活總體水平要達到全面小康還任重道遠……我們必須清醒認識自身發展水平,客觀評估所處發展階段,在發展要求上,既要看數量,又要看質量,既要看總量,更要看人均,要以新的更高標準推進新的發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們對發展潛力的認識要更深。挖掘、發揮潛在優勢,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從全國角度看,目前先發地區受資源、環境、勞動力成本等因素的約束越來越突出,其自身條件、外部環境和比較優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反觀我省,雖然發展基礎相對較差、發展任務十分繁重,發展不足、發展水平不高的問題仍然突出,但我省加快發展的潛力很大,水能、天然氣、釩鈦等戰略資源豐厚,科教實力較強,產業基礎較好;在區域聯系、市場聯動、交通聯接等方面有著獨特條件和巨大潛力。潛力是發展的動力,機遇是流動的資源,認識和挖掘潛力的過程,就是創造和把握機遇的過程。如果我們陶醉于“天府之國”的標簽,就必然浪費潛力,錯失機遇,止步不前,延誤發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們對發展態勢的把握要更準。從縱向看,我省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期、市場化國際化提升期,跨越發展爬坡上坎的關鍵期。從橫向看,特別是置身于全國新一輪發展熱潮中,在千帆競發的時代洪流里,我省面臨的形勢是前面標兵更快、后面追兵更近。形勢逼人,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我們在看到危機的同時要把握發展的趨勢,在明確差距的同時要樹立前進的信心。既不能為一點進步就固步自封、沾沾自喜,更不能因為是“欠發達省份”就垂頭喪氣、自甘落后。任何社會的發展進步,都是在不斷解決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實現的。我們必須跳出盆地橫向比較,自加壓力急起直追,把差距轉化為發展動力,把劣勢轉化為著力重點,才能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跳出盆地看四川,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學發展的具體體現。惟有跳出盆地看四川,才能深化對省情的認識,才能更好地謀劃跨越,推動我省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

二、川渝極核的“橢圓之美”——雙城的愿景與追求

(一)橢圓視角的提出

有人說,數學的語言才是宇宙通行的最美語言。用數學的橢圓的視角解構成渝地區,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無疑更“簡單而粗暴”。

十年前,國家在重慶、成都分別設立了“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認識到成渝經濟區是我國西南和西北的重要接合部,是西部地區開發開放歷史最悠久、產業優勢最明顯、科技實力最雄厚、資源優勢最突出、基礎設施最完善、經濟總量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經濟聯系最密切的區域,也是西部經濟發展潛力最大的區域,是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和西部大開發規劃的重點開發區,是西部經濟發展的重要輻射源、助推器和催化劑……總之,把成渝經濟區建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第四個重要增長極,對帶動西部大開發、大開放,推進全國區域和城鄉協調發展,促進長江流域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十年前我們提出的以重慶、成都為兩個焦點的“橢圓模型”構想,隨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上升為國家戰略,而得以再度被人提起。根據此模型可以說明成渝經濟區的整體性和互動性,能揭示成渝經濟區在中國乃至亞洲和世界的重要性。同時,由此模型能更進一步理解和認識的深刻背景和深遠意義。

橢圓是怎樣的區域?其特征就是雙核,于城市實際上就是精彩的“雙城記”。這里回避結束了老大老二之爭,都是同樣地位的“焦點”,行政上是兩個省市,經濟上是一個區。如果把成都和重慶作為橢圓的焦點,德陽、綿陽、南充等二級城市和其他區縣為橢圓里普通的點,整個經濟區遵循橢圓定律,可以發揮出巨大的效應。  特別是成渝地區處于東西結合、南北交匯的中間地帶,經濟較四周發達,具有很強的輻射力和吸引力,完全可能成為在西部重要增長極。

成都和重慶兩個焦點作為一個整體,將對橢圓區域的其他點產生巨大的影響效力。橢圓一焦點產生的輻射可以反射到另一焦點上,同時兩焦點間將互為輻射聚合、感應互動和熱線貫通,這樣整個橢圓區域就在各點的相互影響下發揮出1+1大于2的更大正效應,真正起到輻射源、催化劑和助推器的作用,從而使西部經濟整體快速推進。

(二)橢圓定律蘊含的“雙城六美”

成都和重慶是中國,乃至在全世界都很獨特的雙城,歷史淵源之深,深到難分彼此。過去,有兩種相反的發展方向即“雙曲線趨勢”,重慶向東,成都向西,形成了“拔河效應”,從而使成渝之間產生了“塌陷效應”。在新時代,將“雙曲線”變為“橢圓區”,將“拔河效應”變為“相撲效應”(抱團),使“塌陷效應”變為“尖凸效應”,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

要實現這些轉變,必須運用和遵循橢圓定律,明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區建設的著力點和突破口,通過橢圓之美使我們對升級版的“成渝經濟地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和認識。

從橢圓的“等效定律”中感受雙城的“平衡之美”。在成渝橢圓經濟區內,兩焦點城市對經濟區內每個城市的輻射效應在總體上是相同的,兩市應保持平衡的緊張狀態,同時又不能彼此割裂或勉強結為一體。根據這一定律,成都、重慶是等效關聯的,對橢圓經濟區內任何一地的影響都是相同的,區內任何城市向重慶或向四川方向發展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只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只有這樣,才能有力地推動整個成渝經濟區的發展。由此可見,橢圓經濟區的交通、產業、城市合理規劃布局就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只有統一、科學、合理的規劃,才能讓經濟區內各點享受到成渝同等的輻射效應,才能使經濟要素不受行政區劃影響而自由流動。成渝經濟區要保持和放大這種效應,就必須協同共進,此消彼長都不能等效。

從橢圓的“聚合定律”中促進雙城的“輻射之美”。在成渝橢圓經濟區內通過一個焦點城市的效應(光線)經橢圓邊界反射后,必然聚合到另一個焦點城市,兩焦點聯系越緊密所產生的輻射功能就越大。這也是成都和重慶兩個中心城市互動發展的最大意義——加強兩大城市的輻射功能,真正帶動周邊城市群的發展,同時所輻射到的橢圓周邊內各地的經濟的發展又將反過來促進和提高成都、重慶兩中心點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說,川渝經濟區的實質是以重慶、成都兩個大都市為中心,帶動重慶城市群、成都都市圈、成內(遂)渝經濟帶、成德綿城市帶以及川南城市群等多個城市群落發展的戰略,充分發揮重慶、成都的中心作用和輻射、擴散的潛能,從而有效促進成渝地區產業與人口的空間集聚以及產業鏈、產業群體的形成。只有兩地在交通、能源、企業、科技、環境、土地、文化、社會、干部交流等方面進行聚集、感應、互動,才能使成渝地區成為西部乃至全國具有競爭力和經濟實力的區域。

從橢圓的“有限定律”中認識雙城的“聯合之美”。成渝橢圓經濟區內的自然資源和市場容量是有限的,必須產業互動錯位發展,必須擴大開放拓展空間。成渝經濟區的資源和市場容量是有限的,因此,成渝經濟區最重要的是要產業互動、錯位發展、形成互補,避免同質化的浪費。比如重慶大力發展汽車,成都就可做汽車配套;成都發展航空工業,重慶也可做好相關航空配套。因此,成渝產業一定要統一規劃,同時要打破行政區劃的壁壘,向外發展,聯合“走出去”。

從橢圓的“三維定律”中構建雙城的“整體之美”。成渝橢圓經濟區是水陸空立體互動的,相關要素由點到線到面,將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形成更多元的發展格局。川渝共建不是表面的,要深入推進必須全方位突破。運用橢圓的三維定律,讓成渝經濟區建立以重慶、成都為樞紐,內暢外聯、通江達海的多層次綜合交通體系,并結合水、陸、空交通線路形成現代立體快速交通網絡。在公路和鐵路建設的基礎上,把長江干線建成經濟區大宗物資、集裝箱運輸的主通道,西北、西南地區大宗物資、集裝箱運輸的重要通道;民航方面將完善重慶、成都與西安、昆明、貴陽、拉薩、烏魯木齊之間的主通道互聯,調整支線機場通往區外的不合理直達航線,鞏固成都雙流機場、重慶江北機場現有國際航線,發展通往歐洲、周邊國家航線。在交通、產業、文化、行政、社會生活等方面形成互動交聯的立體空間。

從橢圓的“擴張定律”中放大雙城的“軸距之美”。成渝橢圓經濟區的兩個焦點城市互為關聯,互相促進,共同決定經濟區未來的競爭力和擴張力。即橢圓的長半軸不變時,兩焦點的焦距越小,則短半軸越長,橢圓張力增大,輻射面積向外膨脹。擴張定律決定了成都和重慶兩個城市必須充分重視與夯實軸向的發展,同時加強兩個城市的深度交流,縮短距離,這樣在縱向上將產生巨大的發展張力和膨脹動力。如果成都重視向都江堰方向發展,重慶重視向南川方向的發展,同時加強成渝間高速交通和經濟文化的互動,必然會在廣安、南充、遂寧、德陽、綿陽、樂山、自貢、宜賓、瀘州等地產生強大的輻射力,帶動整個城市群的發展。

從橢圓的“演化定律”中激活雙城的“變化之美”。成渝橢圓經濟區的東西南北長度和范圍,即長軸和短軸,都是時間的函數,在不同的時間取值不一樣,因此需要不斷發展變化。根據演化定律,成渝經濟區的建設應與時俱進,隨時代而變化。因此成渝經濟區建設要動態化、長效化、制度化,但本質不能變,即要遵循客觀的經濟規律。比如,宏觀經濟政策出現新調整時,就得因地制宜制定新的政策。

(三)新時代唱好“雙城記”

唱好雙城記,關鍵是把雙城經濟圈的影響和動能釋放出來,把優勢和潛能激發出來。而影響、動能、優勢、潛能,既需要利用、發揮、打造,也需要感知、發現、宏傳。在注意力經濟時代,實現這樣的目的,既要有“底氣”,也要有“人氣”;既要有“故事”,也要有“話題”;既要有“行為”,還要有“認知”。“成渝博弈論”、“成渝軸心論”、“成渝協同論”、“成渝圈群論”以及“成渝美學論”本身,正是強底氣聚人氣、講故事出話題,是新時代唱好雙城記的“認知”與“行為”。

從美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嘗試這樣表達:

雙城的博弈之美,具有觀賞性、競合型、成長性;

雙城的協同之美,具有差異性、互補性、一致性;

雙城的軸心之美,具有等效性、內聚性、功能性;

雙城的圈群之美,具有多樣性、靈活性、主題性;

而雙城的“美學”之美,在于情感性、價值性、思辨性。

由雙城出發,我們可以從前述政策、史地、人文、思想等維度,衍生出千變萬化、千姿百態的美。這樣的“美”,包含了與審美相關的形態、意向、視角、文化、體驗,涉及“語境、環境、心境、意境”等嶄新境界,由是可以初步構建起“成渝美學論”乃至“區域美學論”的大致框架。

在這樣的框架下,成渝聯合,“雙城記”要演成“雙贏戲”

從“成渝經濟區”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名稱的變化說明國家對這一區域的高度重視,經濟圈的確立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頂層設計,是從最高級別的國家戰略出發,給出了定位更加精確、目標更加清晰、重點更加突出、層次更高的設計。成渝雙城經濟圈是一個橢圓的雙核經濟圈,目的是打造“兩中心”(全國重要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兩高地”(改革開放新高地、高品質生活宜居地)。“雙城”的目的是“雙贏”,核心問題則落腳到了利益分配聯結機制,這才是將“雙城記”演成“雙贏戲”的關鍵。成渝雙城發展戰略從省級戰略跳升為國家戰略,可以與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并列,成為可以進入國家政府工作報告的國家新定位。

雙城經濟圈的建設在城市功能的定位、產業布局的調整和優勢政策的集中幾個方面將帶給兩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樣的變化將形成新的社會預期,進而吸引更多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聚。從地理位置來看,成渝都地處四川盆地,而四川盆地被稱為世界最好的盆地,我們要將這塊盆地做大做強,做成金盆、火盆,成渝兩地在電子產業、高端制造業、數字產業方面具有原生優勢,強強聯手的話在世界舞臺也能占據數一數二的位置,因此,大力發展電子產業、高端制造業、數字產業等,并根據市場需求細化產業分工,這將為成渝產業的騰飛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成渝地區已成為“三帶戰略”布局的“心臟”,雙城經濟圈正如“心臟”的兩個“心房”,或是磁場的正負磁極,有著很大的極化效應。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輸,正像“心臟”源源不斷為人體輸血、供氧一樣,為中國西部提供巨大的產業聚集力、要素轉化力、市場競爭力、區域帶動力,正日益牽引中國西部開放格局的大變化,基礎建設的大提速,產業結構的大調整,正逐漸成為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的橋頭堡、發動機、火車頭。我們必須緊緊抓住“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這個國家戰略,充分利用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國家政策,整合成渝地區新優勢,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要將四川盆地由“洼地”做成“高地”,將其打造成中國西部的“天眼”,成渝這兩只西部的“眼睛”一旦睜開,西部才能亮開,沉睡四千多年的西部這頭“睡熊”一旦醒來,西部就將雄起來了。

總體來說,成渝經濟圈的推動機遇大于挑戰。機遇在于:一是中央 “前所未有”的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四川、重慶工作發表重要講話,從戰略和全局高度為新時代川渝發展導航定向、賦予了新的重大使命,這也將引導更多國家重大戰略項目的落地。二是國家多重戰略的疊加。2019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將成渝城市群與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粵港澳城市群并列,掀起了對中國經濟“第四極”的熱烈討論。再到這次中央明確提出建設“成渝雙城經濟圈”,并上升為國家戰略。再加上“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等。三是雙城 “東進西拓”的發展。在西部大開發持續深入推進背景下,“分家”20多年的川渝兩地,不斷以充滿新意的合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由過去的“框架協議”“備忘錄”轉向了更多的“具體方案”“具體項目”。成都實施的“東進”戰略引導著重大項目布局不斷往東朝重慶方向延伸,渝西片區成為重慶工業化、城鎮化最活躍的區域,其“西進”朝成都發展的趨勢明顯,東進西拓,相向發展,“雙星”輝映,充滿著無限生機和光明。

在這樣的框架下,成渝融合,從物理混合到化學變化

挑戰主要來自以下幾方面:一是行政區劃帶來的行政壁壘。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讓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無法發揮最佳綜合效益,要妥善解決好利益、稅收分配問題和就業問題,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需建立更高層級的經濟圈協同發展機構、更高質量的經濟圈目標考核體系和更高境界的經濟圈稅利分配比例。二是硬核不硬。都市圈是城市群的硬核,打造都市圈是構建城市群的必經環節和路徑。成渝城市群要在2030年實現向世界級城市群的跨越,最關鍵的也在于加快建成成渝兩大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都市圈。近10年間,川渝地區生產總值雖取得了年均超過10%的增長率,接近6萬億元規模,但與長三角城市群(21萬億元)、粵港澳大灣區(10萬億元)、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26萬億元)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22萬億元)等世界級城市群相比,發展差距明顯。一句話,極核尚不夠強、次極城市發育嚴重不足、經濟密度偏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城際交通發展差距大,城鄉發展不協調、經濟與社會領域發展失衡等。三是短板太短。除城市體量規模較小外,成渝地區還存在著產業同構程度較高、公共服務能力較弱、行政分割制約較強、協同組織機制較差等突出問題,而這些都是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必須首先補齊的短板。四是矛盾交織。“城市化率不高”和“大城市帶大農村”的階段性特征,使得成渝地區在開發與保護、保糧食與促增收、人才廣需求與人口老齡化、基本建設和公共服務欠賬大與地方債務負擔較重等方面矛盾都特別突出。

整合成渝兩地的突出優勢,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又好又快發展,有以下幾點建議:一是給市場放權,著力培育世界級企業。2016年8月,四川和重慶同時獲批成為第三批自貿試驗區,這是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最有利的資源,關鍵詞就在于“自由”二字,多有自由發展空間,少有政府不恰當的管制約束。自貿試驗區,其實就應該同上海自貿區一樣,負面清單管理,目的為“放”而生,真正培育出世界級的“獨角獸”企業;自貿試驗區,其實就應該是思想解放區、責任擔當區、壓力試驗區、內外鏈接區、政策研制區、探索先行區。成渝要聯手共建“中國西部硅谷”、大科學中心、中國金融中心、世界級大學等。二是把資源整合,強力促進區域間發展。“成渝雙城經濟圈”集聚了長江上游的優勢資源,可以借助長江經濟帶這一黃金水道密切與東部、中部地區的經濟聯系,有效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促進先進產業和生產要素的集聚。使“成渝雙城經濟圈”成為推動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的重要戰略支撐,成為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示范區。三是讓開放走遠,深度參與國際間合作。聯合探索陸上貿易規則,聯袂整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和資源,聯手做實強渝新歐、蓉歐國際大通道建設,加快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聯動建設川渝自貿試驗區協同開放示范區,讓“成渝雙城經濟圈” 真正成為新時期對外開放的前沿,深度參與歐亞市場的經貿往來和國際經濟合作;讓“成渝雙城經濟圈”真正成為“一帶一路”和“陸海新通道”建設的交匯點。四是要推動兩地之間由“物理混和”產生 “化學反應”,形成“化學鍵”(利益紐帶),發生要素(電子)轉移和結構重組,產生新的“太極化合物”(合作區、合作項目、合作產能),實現1+1>2的效果。成渝地區要大力推進雙城中部城鎮化、工業化、互動化,在成渝經濟圈可以形成“飛地工業園”,比如成都企業到重慶的萬州、涪陵建設園區,重慶企業去四川的廣安、達州建設園區,解決好成渝之間“中部塌陷”的問題,廣安、達州、萬州、涪陵,妥善解決成渝之間中部塌陷問題。建議設立“川渝合作銀行”“成渝經濟區發展基金”“發行債券”,解決資金問題,這是發展的關鍵。

在這樣的框架下,成渝耦合,雙城經濟圈就是“太極經濟圈”

自古以來成渝“一家親”,同住長江頭,共飲一江水,成渝歷史同脈、文化同源、地理同域。從中國傳統文化來看,成渝兩地就像太極圖,達到了陰陽平衡,雙城經濟圈就是“太極經濟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聯系和相互“耦合”,是符合大自然發展規律、趨于完美的結構。這里還有巴蜀兩地各不相同又特色鮮明的文化特征,以火鍋文化為代表的巴文化和以茶館文化為代表的蜀文化共同組成了雙城文化圈,本質就是巴蜀文化圈,而任何地方的核心都落腳在文化。如今,成渝兩地的人民有頻繁的往來,甚至可能是工作在成都,生活在重慶。歷史和現實的交融,讓兩地人民融合相處更加順理成章。為更好地方便兩地人民的生活,成渝兩地要在醫保互認、金融互惠、交通互免、就業互助、商品互通以及土地供給互動上用力,為群眾提供高質便利的生活條件。

具體而言,基礎設施方面,要加快經濟圈城市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增強基礎設施連接性、貫通性為重點,以推動一體化規劃建設管護為抓手,織密網絡、優化方式、暢通機制,加快構建經濟圈公路、軌道交通、物流、市政和信息等互聯互通網絡,探索經濟圈內軌道交通運營管理“一張網”,推動中心城市、周邊城市(鎮)、新城新區等軌道交通有效銜接,打造“通道+樞紐+網絡”的經濟圈物流運行體系。成渝高鐵建議大膽試行成渝高速、高鐵免費,至少單邊免費,這樣生活工作分開在兩地的人將更加便捷。建議成都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輻射到周邊更廣的城市。

公共服務方面,推進經濟圈內城市公共服務共建共享。重點在衛生、教育、醫保、公交等方面,以均衡普惠、整體提升為導向,統籌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社會治理一體化發展。在經濟圈內率先實現與產業鏈相配套的中高職學校緊缺專業貫通招生。推動病歷跨地區、跨機構互通共享,推動醫學檢驗檢查結果跨地區、跨機構互認。鼓勵圈內城市聯建共建養老機構,加快城市設施適老化和無障礙改造。推動博物館、劇院、體育場館等共建共享。建立健全民生檔案異地查詢聯動機制。完善成都都市圈突發公共事件聯防聯控、災害事件預防處理和緊急救援等聯動機制。

唱好“雙城記”,建好經濟圈,是川渝人民的時代使命和共同責任。讓我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奮力拼搏,銳意進取,把經濟圈建成創新圈、生態圈、科技圈、文明圈、開放圈、共享圈、幸福圈、美麗圈!

(李后強系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聯主席、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石明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智庫工作處處長)

(此文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渝雙城“五論”》第五章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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